第3章此生与你，江湖相逢(第 3/4 页)

    士大夫也并非不重视义气。《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史书中记载了不少朋友之间重义气的史实，予以歌颂赞美。

    西汉吕后当政时，诸吕想篡夺刘氏的权位，陈平与周勃谋平诸吕之乱。那时吕禄掌握兵权，他的好朋友郦寄骗他出游而解除兵权，终于尽诛诸吕。诛灭诸吕是天下人心大快的事，但当时大多数人竟然责备郦寄出卖朋友。（《汉书》：“天下以郦寄为卖友。”）这种责备显然并不公平，将朋友交情放在“政治大义”之上。不过“朋友决不可出卖”的观念，在中国人心中的确是根深蒂固，牢不可拔。

    至于为了父母而违犯国法，传统上更认为天经地义。儒家有一个有名的论题：舜的父亲如果犯了重罪，大法官皋陶依法行事，要处以极刑，身居帝位的舜怎么办？标准答案是：舜应当弃了帝位，背负父亲逃走。

    “大义灭亲”这句话只是说说好听的。向来极重视亲情、人情的中国人很少真的照做。倒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情理法律兼顾”的话更加振振有词。说是“兼顾”，实质是重情不重法。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情”总比“法”重要。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虽得人称道，但如他不挥泪，评价就大大不同了，重点似乎是在“挥泪”而不在“斩”。

    八

    一个民族的自下而上与兴旺，真正基本毕竟在于生产。中华民族之所以历久长存，是因为基础建立在大多数人民勤劳节俭，能自己生产足够的生活资料。一个民族不可能依靠掠夺别人的生产成果而长期保持生存，更不可能由此而伟大。许多掠夺性的民族之所以在历史上昙花一现，生产能力不强是其根本原因。

    民族的生存竞争道德首先是自己能养活自己，其次才是抵御外来的侵犯。生产是长期性的，没有什么戏剧意味的事，虽然是自下而上的基本，却不适宜于作为小说的题材，尤其不能做武侠小说的题材。

    少数人无法无天不要紧，但如整个社会都无法无天，一切规范律则全部破坏，这个社会绝不可能长期存在。然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情景不适宜作为小说的题材。正如男婚女嫁、养儿育女的正常家庭生活不适宜作为小说的题材（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第一句话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他写的是不幸的家庭）。但如全世界的男人都如罗密欧，全世界的女人都如林黛玉，人类就绝种了。

    小说中所写的，通常是特异的、不正常的事件与人物。武侠小说尤其是这样。

    武侠小说中的人物，绝不是故意与中国传统道德唱反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出于恻隐之心；除暴安良，锄奸诛恶，是出于公义之心；气节凛然，有所不为，是出于羞恶之心；挺身赴难，以德报怨，是出于是非之心。武侠小说中的道德观，通常是反正统，而不是反传统。

    正统是只有统治者才重视的观念，不一定与人民大众的传统观念相符。韩非指责“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指责儒家号召仁爱与人情，搞乱了严峻的统治，侠者以暴力为手段，侵犯了当局的镇压手段。

    古典小说的传统，也是武侠小说所接受的传统，主要是民间的，常常与官府处于对立地位。

    九

    武侠小说的背景都是古代社会。

    拳脚刀剑在机关枪、手枪之前毫无用处，这固然是主要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现代社会的利益，是要求法律与秩序，而不是破坏法律与秩序。

    武侠小说中英雄的各种行动——个人以暴力来执行“法律正义”，杀死官吏、组织非法帮会、劫狱、绑架、抢劫等，在现代是反社会的，不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这等于是恐怖分子的活动，极少有人会予以同情，除非是心智不正常的人。因为在现代正常的国家中，人民与政府是一体，至少理论上是如此，事实上当然不一定。

    古代社会中侠盗罗宾汉、梁山泊好汉的行径对人民大众有利，施之于现代社会中却对人民大众不利。除非是为了反抗外族侵略者的占领，或者是反对极端暴虐、不人道、与大多数人民为敌的专制统治者。

    幸好，人们阅读武侠小说，只是精神上有一种“维护正义”的感情，从来没有哪一个天真的读者去模仿小说中英雄的具体行动。

    说读了武侠小说的孩子会入山拜师练武，这种说法或事迹，也几十年没听见了。大概，现代的孩子们都聪明了，知道就算练成了武功，也敌不过一支手枪，也不必这样辛苦地到深山中去拜师了。

    十

    我没有企图在《鹿鼎记》中描写中国人的一切性格，非但没有这样的才能，事实上也绝不可能。只是在韦小宝身上，重点突出了他善于适应环境与讲义气两个特点。

    这两个特点，外国人一般没有这样显著。关于适应环境，在生存竞争上是优点，在道德上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恶的。就韦小宝而言，他大多数行动决不能值得赞扬，不过，在清初那样的社会中，这种行动对他很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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