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姐刘玉芬(第 4/4 页)
二十年前，于耕田在得知刘玉芬嫁给周克武后逃离县城，先是在深圳倒卖电子表、收音机、录音机，1995年后开始走私石油、香烟、汽车、摩托车、电脑等国内紧俏物资。究竟赚了多少钱，他没跟我说，只知道他在深圳的总部拥有一座价值一点八亿的26层办公大楼。我说：“你是靠黑钱起家的。”于耕田一本正经地纠正我说：“我一个乡下进城穷混的，小鱼小虾，一捏就死，哪敢干违法乱纪的事？首先没贩毒，其次是我跟朋友做海上贸易，并不知道那叫走私，后来厦门的赖老板被通缉，才知道政府不允许，我就撤了出来。”
于耕田现在坐着县城唯一一辆奔驰600，司机保镖寸步不离。我叫他注意影响，书记、县长坐的两辆车加起来都不够买他座驾的底盘，在老家又不存在安全问题，要保镖干吗？于耕田说：“这叫势子！”有势子的于耕田一回到家乡投资就被县政府授予“荣誉市民”，他很马虎地把那本荣誉市民证书往茶几上一扔，然后泡了一壶大红袍，跟我一边喝一边聊，一种往事如烟的感慨在茶香里慢慢溢出来：“当年我们这些乡下正儿八经的穷孩子，连城里的地痞流氓都看不起我们，谁他妈想出的馊主意，发明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我现在是深圳户口，我老婆孩子办了移民，是加拿大户口，他们逼我也办个加拿大的，我不干。我觉得，在中国，每个人办个中国户口就行了，分什么城里的乡里的、北京的上海的？扯淡！”
我说：“是呀，我舅舅为刘玉芬买城里户口借的高利贷还没还完呢。”
于耕田有些愤怒了，愤怒的于耕田扯开脖子上的领带：“卖户口是狼心狗肺，放高利贷更是狗肺狼心！刘玉芬买户口的高利贷还有多少没还？你去问问看，要是刘玉芬不反对的话，我来替她还。”
我说：“听舅舅讲，还有两千多。本来早该还清了，可舅舅年纪大了，风湿病常犯，卖粮食根本挣不了几个钱，看病花光了。”
于耕田问：“谁放的高利贷？”
我说：“是你爸。”
于耕田回家乡投资都两年了，刘玉芬一次都没见过于耕田。而于耕田刚回来的那年冬天曾偷偷地见过一次刘玉芬，他在菜市场看到刘玉芬脸上失去了青春，也失去了血色，眼角几缕鱼尾纹异常清晰，头发枯燥，鬓角漏白，她正蹲在地上刮鱼鳞。当穿着意大利真皮夹克的于耕田站在鱼档前时，刘玉芬头也不抬地问于耕田：“回鱼卖完了，只有花鲢了。要几条？”刮鱼鳞的刘玉芬这时还仰起头简单地瞄了于耕田一眼，她没认出来。于耕田没说话，走了。回来后他对我说：“真没想到，一个比电影明星还漂亮的青春少女就这么被毁了。”从那以后，于耕田就再也没提过刘玉芬，都这么多年，一切都已结束了。
我把于耕田要免去舅舅两千多块的高利贷的事跟舅舅和刘玉芬说了。刘玉芬摇了摇头对我说：“人家钱再多，那是人家的钱。我们再穷，也不能沾人家的。”舅舅回答得更干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他们对于耕田都有一种过度的敏感。
我没把这话告诉于耕田，只是对他说：“无缘无故免了借的钱，不好说，也伤人自尊。要不，你可以通过其他办法给刘玉芬一些帮助。”于耕田说：“这样吧，你把刘玉芬约出来，我们在会所一起吃个饭。她有什么需要帮助的，直接说，我当仁不让。”
我觉得于耕田能闯荡江湖、所向披靡，自有其过人之处，很重要的两点就是，大气、义气。他从来不介意当年刘玉芬对他苦苦追求的拒绝，反而说，要不是刘玉芬嫁到城里给他致命的刺激，他就不会去深圳，就不会有今天。
我说：“你知道刘玉芬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在菜市场卖鱼吗？”
于耕田说：“卖鱼赚钱多。”
我说：“她心里有一个始终熄灭不掉的幻觉，她认定总有一天，你会骑着摩托车载着贩来高邮湖的鱼，出现在她的面前。”
于耕田甩给我一条软中华香烟：“我不好去找她，约刘玉芬吃顿饭，这任务交给你了。从小到大，你就没给我在刘玉芬那里办成过一件事。”
我要说于耕田请刘玉芬吃饭的话，刘玉芬肯定不会来，她说自己早就认命了，一个认命女人的心里是没有什么恩怨情仇的。我给刘玉芬打电话叫她来湖畔花园会所，说县社保局的黄局长在这，让她来当面说说自家的困难，把她的低保和周克武的残疾证办下来。
刘玉芬来会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收了晚市鱼档的刘玉芬洗去了身上的鱼腥味，穿了一件质地粗劣、式样陈旧、颜色发黄的棉袄，她推开会所208号包厢，绚丽夺目的灯光扑面而来。这时候，她眼前的感觉不是明亮，而是一片黑暗，所以她根本没看见于耕田在这屋里，而且已从沙发里站起来迎了上来。
于耕田主动握住刘玉芬被鱼鳞锉糙了的手：“玉芬，你好！砌房造屋最忙了，回来都两年多了，我们老同学一直没时间聚一下。”他对正在埋头喝茶的社保局黄局长说，“我们三个同村、同岁、同班同学，一起长大的！”于耕田说得很轻松。
刘玉芬从眩晕的灯光里清醒过来时，发现于耕田握着自己的手，她在慌乱中抽出自己的手，又不知道把手放在哪儿，手像是身上的一个累赘。于耕田客气地将刘玉芬引到真皮沙发边：“玉芬，坐下先喝杯茶！”
我将社保局黄局长介绍给刘玉芬，黄局长看到眼前这个粗糙的女人，若有所思地说：“你是不是菜市场卖鱼的那个女的？”刘玉芬点点头。
刘玉芬踩在虚软的地毯上，脚步和内心都不踏实，等她坐到棕色的真皮沙发上后，她的身子也在海绵的起起伏伏中变得不踏实。她觉得，她走进的就是一个不踏实的空间。
刘玉芬家的困难其实是我向黄局长介绍的，刘玉芬只是坐在一边默默地听着。黄局长听完后说：“是有些特殊，特困帮扶的名额很少，每年研究一批，你们两位县里的头面人物都出面了，岂敢懈怠？到时候我会尽力的！”
刘玉芬终于说出了进会所后的第一句话：“谢谢黄局长！”
于耕田没问刘玉芬日子过得怎么样，只是说：“你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尽管讲，都是老同学，没必要客气。”刘玉芬稳定住了自己的情绪，对于耕田说：“谢谢于总关心，家里撑不住了，我就来找你。”
刘玉芬不愿留下来吃饭，于耕田说：“你这就不给我面子了，老同学好不容易约到一起，饭都准备好了。”
心情松弛下来的刘玉芬对于耕田说：“孩子他爸坐在轮椅上，不能动弹，我要回去给他做饭。”
刘玉芬走后，于耕田把他的女秘书林丽和另外两个姿色出众的售楼小姐叫过来陪我们吃饭。于耕田平时带着林丽出席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就是没让她见刘玉芬，或者说是不让刘玉芬见她。林丽是省艺校毕业的，在县城一家生意惨淡的夜总会做dj。庆祝湖滨花园竣工的晚会是在林丽供职的那家夜总会举行的，于耕田指着台上的林丽问身边的嘉宾县长：“那个女孩是哪儿的？”县长指示政府办调查了解，并撮合其成了于耕田的私人秘书，月薪四千，是县城人均工资的四倍。林丽非常喜欢这份工作，而且显示出很高的职业素养。她进来的时候，拿了一份文件小声地凑在于耕田耳边：“董事长，地税局的减免了百分之二，这是批复，您看一下！”看着他们配合默契的样子，我想起县里招商动员大会上县长慷慨激昂的演说：“人家投资商，项目带来了，资金也带来了，就是家属没带来，谁要是动不动以扫黄打非的名义破坏投资环境，我就砸谁的饭碗！”
有美女助兴的酒席异乎寻常地热闹，但我看到今天晚上于耕田并没有多少激情，他在中途对我说：“你跟刘玉芬讲一下，以后每天给湖畔花园会所送鱼，按市场价收购！会所二十多个包厢，每天少不了百儿八十斤鱼。”
我说：“一定转达。”
散席后，于耕田问我：“玉芬的丈夫怎么坐在轮椅上了？”
14
刘玉芬卖鱼虽没发大财，但也不至于进入特困户的行列。2002年刘玉芬还问我能不能帮她买到批发价的水泥，她说打算把家里的三间平房翻修一下，另外再砌两间简易的厨房和卫生间。这就是说，当时刘玉芬买不起商品房，三间公房的维修费和搭建临时厨房和卫生间的钱是准备好了的。
刘玉芬的家庭变故出现在2004年。十八岁的儿子周洋初中毕业后正在县城技校学习修理汽车，他赌咒发誓说等他学了手艺挣到钱，一定要给妈妈买一部好看的手机，买一身漂亮的衣裳。这个家靠周克武是靠不住的。周克武在家吃饭从不交伙食费，低保金不够买酒买烟。周克武先是赌，赌输了去偷，偷到钱了再去赌。家里出事前，刘玉芬和儿子到派出所领过四次人，都是因为偷盗被抓，被抓住的时候，周克武酒都没醒。把周克武领回来的路上，刘玉芬和儿子觉得脸面丢尽，恨不得钻进地下去。刘玉芬后来对周克武说：“我每天给你五块钱，你不要再到外面去偷了！”周克武手里抓着酒瓶：“你知道这瓶酒多少钱？六块六！还有烟钱呢。”
周克武偷了钱还去嫖，这是刘玉芬没想到的。直到有一天，刘玉芬染上了性病，她才知道周克武吃喝嫖赌都占全了。周洋周末回家的那天晚上，他听到父母房里激烈的争吵声，周洋隔着厚厚的墙壁听到父亲周克武嚷着：“你他妈省钱买棺材呀！这种病跟感冒一样，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子瞧好了，还要去嫖，你这黄脸婆，我没兴趣。”只听刘玉芬愤怒地哭诉着：“周克武，我要离婚，求你放我一条活路好不好？”这时屋里传来沉闷的打击声，像是用木棒捶打在一口袋面粉上。
周洋明白了一切，他在大衣柜的抽屉里，抽出祖父留下的那把杀猪刀，一脚踹开父母的房门，父亲正举着家里的擀面杖在卖力地打着瘫倒在地的母亲。周洋进去后，一声不吭，他紧握杀猪刀，一刀准确流畅地捅进了周克武的肚子里。一股凶猛如注的鲜血喷射到刘玉芬和周洋的身上。
周克武圆睁着怒眼，一声“救命”还没喊出口，就倒了下去。
是刘玉芬喊“救命”的声音惊动了院子里穷困潦倒的邻居们，见周克武倒在血泊中，不明真相的邻居一边将周克武送往医院抢救，一边打110叫来了警察，警察当晚就将周洋带走了。
儿子的一刀捅到了他爸爸的左肺叶上，周克武活了过来。刘玉芬花光了准备翻修房子的钱将周克武的刀伤和性病治好了，刘玉芬很后悔那天晚上跟周克武吵架，要是不吵架，儿子就不会冲进来杀他爸爸。性病并不难治，她自己在医院照料周克武的同时吃点药打了几次针，全好了。
出院后，周克武拉着刘玉芬去了公安局，他哭丧着脸说：“我的刀伤不是儿子捅的，是我自己酒喝多了，自己捅的，赶紧把我儿子放了，他还要去学修汽车呢。”公安说：“你儿子自己都交代了，是他捅的。你们要是不报案也就罢了，报了案，证据确凿，我们就不能放人。”这时周克武火了，他对警察吼道：“我儿子捅我，我愿意，与你们有什么相干的？我们家里的事，家里处理。他又没捅你老子！”刑警队的那位大盖帽很有耐心地说：“难得有你这么宽宏大量的父亲，我也很感动，可法律是不讲情感的。你可以跟律师商量一下，到时候向法庭提供一份请求从宽处理的申请，法庭会充分考虑的。”
不久，周洋被批准逮捕。三个月后，由于周克武提交了原谅儿子的司法申请书，周洋以故意杀人罪，被从轻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判决宣判后，周洋被戴上手铐，押向警车，一家三口在警车关门前，抱在一起，哭成一团。
周洋被判刑后，周克武像是换了一个人，他不再打骂刘玉芬，也不再偷盗赌博嫖娼。他平时不出家门，也不说话。一天当中，他大部分时间窝在房里看电视，偶尔会淘好米放进电饭锅里煮，菜等刘玉芬卖鱼回来做；喝酒的时候他也不说话，喝完倒头就睡。刘玉芬觉得生活突然安静了下来，是一种深夜墓地的安静。儿子判刑后，刘玉芬也懒得跟周克武说话，没话说，也没力气说。他们之间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晚上看电视时会问：“大门关好了吗？”
这样的日子到2006年秋天的时候结束了。那天晚上，周克武喝完酒躺在床上看电视，他渴了，想喝水，起身下床去拿茶杯，脚刚沾地，突然脑袋里腾起一片火光，眼睛里烈焰冲天，他还没弄清这是怎么回事，人就倒了下去。
周克武被送进医院，突发中风，抢救过来后，半身不遂，瘫了。周克武是坐着刘玉芬给他买的轮椅出院的。我到煤建公司宿舍看望时，很空洞地劝说刘玉芬要想开些。这时，已是倾家荡产的刘玉芬平静地对我说：“我已经想开了，这都是命。”
这时，我看到了令我震惊的一幕。
周克武用尽力气从轮椅上翻滚下来，他当着我的面，跪在刘玉芬的面前，抱着她的腿：“玉芬，我对不起你，我是畜生！”
刘玉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既没说话，也没拉起周克武，她脸上的泪水断线似的流了下来。
从那以后，坐在轮椅上的周克武再也没说过一句话，吐过一个字。他完全失语了，刘玉芬去问过医生，医生说这是中风后遗症，刘玉芬说出院后他说过话的，县城里的医生也解释不了，就劝她只要人活着就行了。
15
湖畔花园会所的经理是张春雷。
张春雷被判了二十年，提前两年释放，他从牢里放出来的时候，县城里好多人都把他忘了，有的人回忆好半天才想起当年县里有过一个风光很短暂的缫丝厂和一个贪污受贿的厂长。老婆在他入狱后离婚，儿子现在在中缅边境做玉器生意，他对这个父亲也没有太多的记忆，听说放出来了，就给了他几千块钱，让他买口饭吃，其余也就不再过问。
已经六十岁的张春雷出狱后很是凄凉，我念及当年他对我的友善和器重，我将他推荐给于耕田，于耕田说：“干过大企业的厂长，管一个会所绰绰有余。”
现在的张春雷有些自卑，他吃住在会所，不太愿意与外界交往，虽全心全意地为于耕田卖命，但于耕田还是批评他说：“会所是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一个交际场所，你作为经理，这样不行！”张春雷诚惶诚恐地说：“董事长，我一定努力改正自己的缺点，尽快转变角色。”
张春雷第一次面对的外人就是刘玉芬。
我告诉刘玉芬，于耕田要她每天给湖畔花园会所送鱼。刘玉芬说：“我还是在菜市场零卖算了，这么多年，习惯了。”
我知道刘玉芬很有自尊，贫穷下的自尊相当脆弱，刘玉芬怕自己的自尊会轻易粉碎，所以就不想占于耕田的便宜，不想接受他的好意，那会成为她的一个负担和一笔债务，她还不起。于耕田听我这么一说，觉得有道理，他叫来了会所经理张春雷：“会所每天用的鱼，必须在菜市场刘玉芬鱼档上买，其他的我不管，你亲自去监督落实。”
张春雷和刘玉芬是在清晨菜市场的鱼档边见面的，刘玉芬一眼就认出了张春雷，最先打招呼的也是刘玉芬：“你是不是张厂长？”
张春雷有些紧张地说：“是的。叫我厂长，我很惭愧！”
刘玉芬倒是很放松，她甚至觉得进城后这么多年，唯一对她好的男人就是张春雷，所以对眼前这个头发花白、多灾多难的老厂长生出了一些怜悯：“张厂长，什么时候回来的？”
张春雷说：“过年前，快半年了。”
刘玉芬指着桶里的鱼说：“看中哪一条？拿走得了，不用付钱！”
张春雷很感动：“谢谢你。当年没能把你转成正式工，让你受这么多年的苦。你这鱼我全买了，有八十斤吗？”
刘玉芬愣住了：“张厂长，你开饭店了？”
张春雷说：“是的。你明天早上，多进一些鱼，行吗？”
大概是在一个星期后，刘玉芬就知道了这里面的真相。她接受不了以零售价格买回批发数量的鱼，这是对她的施舍，是对她的怜悯，刘玉芬心里很难过。于是她不卖了。张春雷说：“这是我们董事长的命令，我也没办法，请你支持一下我的工作！”
后来，刘玉芬找到我，她要我转告于耕田，真要是有心帮助她的话，等她儿子一年后出狱，安排到于耕田的手下上班，但千万不要再到她摊位上去买鱼了，别的摊位人说她跟一个开饭店的老头黏上了。于耕田叫来张春雷说：“以后不许去刘玉芬的摊位上买鱼了。”
每年春秋之交、秋冬之际，周克武总要被送去医院住院，他堵塞的血管顽固地收缩，晕倒的次数越来越多。每当此时，周克武便抓住刘玉芬的手，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眼睛里是求生的渴望和对刘玉芬的哀求。刘玉芬看着苟延残喘的周克武，背起发病的周克武直奔县医院。
刘玉芬卖鱼挣的钱除了家用和给劳改的儿子寄一些外，最大的开支就是给周克武看病。刚刚实行的医保许多药不能用，许多钱不给报，刘玉芬也无奈，好在她没倒下，她的医保、社保都没有，社区让她补交，她摊开空空的两只手：“我哪有钱呢？”
她想赶在儿子放出来前把小厨房和卫生间搭起来，所以每天卖完鱼的下午又出去打了一份工，我叫她注意休息，不要累坏了身体。她对我说：“丹凤眼对我真好，每天工作只有三个小时，一个月给我开六百块工资，跟我起早贪黑卖鱼的收入差不多。”
刘玉芬又问了我低保和残疾证的事，我说还没办下来，但于耕田同意接受周洋出狱后来公司上班的事已经定下来了，于耕田说让周洋给他开奔驰。刘玉芬又说了许多感谢我的话，她的卑微让我觉得自己有罪，因为这么多年来，我虽然做过努力，但确实没有给过她实质性的帮助，更没有改变她糟糕的命运。
刘玉芬在湖岸公馆九号别墅做钟点工，伺候一位正在怀孕的年轻女子。年轻女子长着一双妩媚的丹凤眼，刘玉芬说：“你的眼睛真好看！”年轻女子很高兴：“看你这模样，年轻的时候肯定是个大美人。”刘玉芬笑了笑，未置可否：“你叫什么名字？”年轻女子想了一会，说：“你就叫我丹凤眼吧。”
刘玉芬在电视里都没看见过眼前别墅里的豪华与奢侈，踩在房间厚厚的羊绒地毯上，像是踩在棉花上，又像是踩在浮云上，电视机贴在墙上，薄得像一块砧板。更离奇的是厕所里的马桶，用完后把屁股冲洗干净，接着又烘干屁股。丹凤眼问刘玉芬要不要试一试，刘玉芬摇摇头说羞死人了，她不想试。
刘玉芬下午通常轮换着给丹凤眼炖鳕鱼煲、乌鸡煲、人参汤，还有银耳莲子羹、红枣桂圆汁之类的。丹凤眼对刘玉芬很好，她把喝不完的汤给刘玉芬喝，有时就让刘玉芬陪她一起喝，一起唠家常。丹凤眼什么话都说，就是不说自己的姓名，不说自己的丈夫。刘玉芬用鼻子都能闻出这里面的不同寻常，她不追问，有意给丹凤眼保留一份难言之隐。
丹凤眼有时候会对着电话发脾气：“你快过来，再不来，我就把肚子里的儿子蹦流产了！”
刘玉芬连忙拉住丹凤眼，生怕她做出蠢事来：“可千万不要生气，怀一个孩子不容易。”
丹凤眼放下电话，自言自语地说：“坐牢一样，我真是受够了！”
刘玉芬劝她说：“你这牢房，我想坐还坐不上呢。快了，孩子一生下来，全身就轻松了。”
丹凤眼临盆是在摔电话两个月后的一天黄昏，她喊肚子疼，刘玉芬抱着她叫她不要动，可丹凤眼还是在床上挣扎着乱动。丹凤眼叫刘玉芬给1395566的手机打电话，刘玉芬一手搂着丹凤眼，一手按了电话，电话里一个男人声音问：“什么事？”刘玉芬说：“你爱人要生了，肚子疼得要命。”电话里的男人说：“不要紧张，我马上叫救护车，一会就到！”
救护车是先到的，丹凤眼被抬到救护车上后，一辆黑色轿车在九号别墅门前紧急刹车。车上跳下来的人让刘玉芬目瞪口呆。
是于耕田。
救护车鸣着笛开走了，于耕田对这一场景来不及吃惊，他对刘玉芬说：“谢谢你，玉芬，林丽只说刘姐照顾得好，没想到是你。”
刘玉芬没说话，她望着于耕田像望着一个外国人，或一个已死去多年的人。
于耕田锁好九号别墅的门，然后对刘玉芬说：“我希望你能照顾林丽的月子，工资两千怎么样？三千也行，鱼就不要卖了！就这么定了，好吗？我现在要去医院。”
刘玉芬还是没说话。
这时，一辆自行车在黑色奔驰车前停了下来，一位穿着制服的五十岁左右的汉子气喘吁吁地跳下车，他堵住于耕田：“董事长，林丽去深圳培训究竟哪天回来，都五个多月了。”
于耕田说：“你要林丽回来干什么？”
汉子抹着脸上的汗水说：“她外婆要死了，等她回来吊孝呢。这两天打她电话都不接。董事长，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不放心呀！”
于耕田一脸严肃地教训汉子：“老林，我再跟你重申一下，你是公司的保安部经理，你负责公司的安全，我负责你女儿林丽的安全。林丽这几天去韩国考察了，怎么接你的电话？”
汉子打了自己一个嘴巴：“董事长，我林国彪是个粗人，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多问了。”
于耕田开着奔驰车走了，林国彪问站在一边发呆的刘玉芬：“刚才救护车拉的是谁？”
刘玉芬看着远去的轿车屁股，鼻子里灌满了刺鼻的汽油味，她捂住鼻子，摇了摇头。见林国彪还不死心，刘玉芬又摇了摇头。
刘玉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为于耕田，还是为林丽，抑或就是为自己。她心里一团乱麻。这时，刘玉芬口袋里的小灵通响了。那是我打给她的。
夏天落日的余晖将县城染成滚烫的橘红色，刘玉芬赶到我的住处后，我把刘玉芬的低保卡和周克武的残疾证交到她手里。刘玉芬攥着两个小本子的手不停地颤抖着，她连连道谢：“真是太麻烦你了！”
刘玉芬走进了悠长的巷子里，天完全暗了下来，走在没有光线的路上，路上就不会留下表姐刘玉芬的影子。
这天晚上，我参加了县政府召开的紧急会议，研究解决一桩农民堵路事件。我老家村子要建一个水泥厂，村里的土地全部征用，失地农民一律转为城镇户口。可村民强烈反对农转非，“种田亏本的时候，把城镇户口高价卖给农民；好不容易种田能挣两个钱了，又要把我们农村户口吊销掉。耍我们，不干”。说这话的是一个七十多岁老农民，带头闹事的也是这位老农民，他们把进出村口的路都堵上了。县长要我连夜赶去处理，处理不好就撤我的职。
这位七十多岁的老农民是我舅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