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姐刘玉芬(第 2/4 页)
刘玉芬这次腿被打成骨裂，是有原因的。三天前的中午，刘玉芬炒花生米火候没把握好，炒出了些许焦煳味，周克武抓了一把塞进嘴里，没嚼几口，就将满嘴的花生米碎末吐到刘玉芬的脸上：“你这个乡下活猪，眼睛瞎了，连个花生米都炒不好。”刘玉芬抹着脸上的花生残渣，壮着胆子头一次回了句嘴：“你们煤球质量不好，土没掺匀，一会儿火大，一会儿火小。”其实刘玉芬刚说完就后悔了，她望着手里抓着酒瓶的周克武，腿筛糠似的颤抖着。周克武抬起被酒精膨胀起来的脑袋，目光在斑驳的墙壁上扫射了几个来回，最终停留在砖地上，挂在墙上的擀面杖掉到了地上。周克武冷静地对刘玉芬说：“把擀面杖捡起来！”刘玉芬小心地捡起擀面杖像捡起一颗地雷，她不知所措地望着周克武，周克武依然冷静地伸出手说：“捡起来就送过来呀！”刘玉芬瑟瑟发抖地将擀面杖送到周克武的手上，周克武接过擀面杖，抡起来猛地劈向刘玉芬的腿：“我叫你顶嘴！”刘玉芬一声惨叫，跌坐在蚂蚁乱爬的砖地上。擀面杖断了，刘玉芬的腿骨裂了。
我突然觉得周克武打的不是刘玉芬，而是我，是我们所有的乡下人。听了刘玉芬的哭诉，我真想一刀宰了他，可我不会跟这种人动刀子，但我必须要严正警告周克武，如果再对表姐动粗，就对他不客气了。怎么个不客气？直到我站在周克武煤建公司宿舍门口时，也没想清楚。周克武见我来了，满脸堆笑，连忙递烟：“兄弟你来得真不凑巧，刘玉芬住院了，我马上要过去给她买饭，今天不能陪你喝酒了，改天过来，我俩一人一瓶对吹，怎么样？”
我心冷冷的目光逼视着周克武：“我表姐是怎么住院的？”
周克武讨好地给我点上火：“酒喝多了，失手打的。我不骗你，平时很少失手。”
我将点着的香烟狠狠地扔到地上，用脚旋转着踩得粉碎：“周克武，你信不信？我只要使个眼色，三个表弟就会失手把你捆起来扔到高邮湖里喂鱼。”
周克武抹着脸上的虚汗，点头哈腰地说：“我信，我信。下次再也不敢乱来了。”
表姐刘玉芬出院后想回一趟娘家，周克武给了她八毛钱做路费，刘玉芬尝试着说：“我爸爸风湿病犯了，我想买些糕点带回去！”周克武不耐烦地摆摆手：“来回车费三毛，剩下的五毛钱买些烧饼、油条，每人都有份。我养着你这个吃闲饭的已经够不容易的了，我不能养你全家。”刘玉芬不敢多说，她躲进房里抹了一把眼泪，跑到我单位来找我借钱，我问借多少，她说借一块钱。
刘玉芬回娘家花五毛钱买了十只烧饼、油条，还有一块钱的桃酥，桃酥八分钱一块，共十二块，油纸一包，体面而阔绰，舅舅手里攥着桃酥就像攥住了女儿城里的幸福生活，刚吃了一口桃酥，腿脚顿时轻松，举步行云流水。舅妈和表弟们吃着城里的烧饼油条，都说太香了，表弟们说姐姐下次回来一定要多带一些。刘玉芬轻松爽快地答应着：“好的，下次给你们一人带十块。”
吃晚饭的时候，舅舅看到刘玉芬不经意间停下手中的筷子发愣，他心里有些发毛：“玉芬，你怎么了？”刘玉芬突然一惊，回过神来：“爸，我没怎么呀！”在那个晚上，也只有舅舅似乎感觉到了某些看不见的疼痛在欢声笑语的背后发作。表姐刘玉芬一句没提及她婚后的城里生活和周克武对她的宠爱有加，没提意味着不能提、不敢提或不值一提。
第二年春天，舅舅到县城找到我，叫我给他帮帮忙，我说我一个普通的小技术员能帮上什么忙，他说县里要卖一批城镇户口给乡下人，交八千块钱就可以“农转非”：“给你表姐买一个城里户口，她就是正宗的城里人了。”虽说周克武在舅舅面前拍胸脯说要把刘玉芬当着大小姐供着，但舅舅心里还是没底，他觉得刘玉芬没有城里户口，就相当于欠了周家一笔巨债，玉芬的城镇户口一解决，债就两清了，玉芬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做周家的媳妇了。
我每月工资四十二，每个月咬着牙存十五块，工作了三四年，存款才四百九十块钱，要到下个月才能凑齐五百。舅舅说：“那就借四百吧！等你一结婚，立即还你！你怎么还没谈到对象？”我把四百块钱交到舅舅手里：“我不想找城里姑娘。”
舅舅拿了钱就匆匆走了，临走前他对我说，这次来县城没去刘玉芬家，不要跟刘玉芬说这事，我说，好。我问舅舅八千块钱有没有凑够，他说没有，眼下种责任田只能保证饿不死人，苛捐杂税太多，舅舅一家五个劳力，种了五年，积蓄还不到一千五百块钱，人均年收入不到六十块钱，相当于每月五块钱，每天一毛六分七厘。舅舅的脸上已经找不到丝毫曾在城里生活过的痕迹，他黝黑的脸膛和粗糙的双手注解着什么叫农民。舅舅说：“万般皆下品，农人品下品。玉芬买户口的钱所有亲戚朋友都借遍了，还是不够，至少还要借两三千块的高利贷，二分息。”
夏天的时候，舅舅背着八千块钱来县公安局买户口，公安局对舅舅说，这一期五十个名额已经卖完了，下一批要等到秋天了。
秋天最后的日子里，表姐刘玉芬的城里户口终于买到了，舅舅把城里的户口本和城镇粮油供应本送到刘玉芬手里时，父女俩百感交集，刘玉芬流下了伤心的泪水，舅舅给女儿打气说：“从今往后，你就是铁板钉钉的城里人了。”
中午，周克武下班回家见到老丈人来了，特地又到街上买了两只卤猪蹄子，桌上坐定，撬开酒瓶，倒上酒。周克武塞了一只猪蹄给舅舅，自己抓着一只，你来我往地就喝上了。舅舅见卤猪蹄没有刘玉芬的，心里就有些不快，他喝酒只吃花生米，没啃猪蹄。周克武热情地说：“啃呀，这猪蹄很贵很好吃的！”舅舅说：“留给玉芬吃。”喝了酒的周克武说：“她又不干活，吃猪蹄干吗！”
借着酒劲的舅舅火了：“她怎么没干活了？烧饭做家务不是干活吗？玉芬城里户口本、粮油供应本都有了，她也是城里人。人跟人一律平等！”
周克武笑嘻嘻地侧过身子，搂住舅舅的脖子说：“有城里户口，没有城里的正式工作。你那破本子没用的，还不如把钱拿来换酒喝。”
屋外秋天的阳光很明亮，县煤建公司的院子里落满了太多的煤灰，地面上一片黑暗，阳光照上去，更黑了。
7
我舅舅借的六千多块钱整整用了二十多年才还清。
乡下的三提五统以及后来的农业税比田里的庄稼长得还要快，比夏天的雷电劈得还要狠，一些农民交不起苛捐杂税被拖走了家里的牲口、粮食，还有一些农民在月黑风高的夜里举家逃亡。我舅舅一家都是劳力，每年交完各种赋税，还让三个儿子陆续娶上了媳妇，算是相当不错的家庭了，不断地娶媳妇和不断地翻盖房子要花很多钱，所以就拿不出更多的钱还债。从于耕田瘸子父亲那里借的两千块钱高利贷每年要付四百块利息，还的时间最长。因为只有于耕田父亲不催着还钱，老两口靠高利贷利息过上了吃穿不愁的日子。放高利贷的钱都是于耕田寄回来的。
舅舅对我说，买户口欠下的债每年至少要还六百块，不然到他下辈子也还不完，可三个儿子对还债的态度很消极，他们本来就对舅舅偏心女儿不满，还要让他们挥汗如雨地从土里抠出铜钱来为姐姐在城里享清福埋单，所以他们一结婚就让媳妇跳出来闹分家，分家后财务一独立，舅舅借的债就不买账了，舅舅也不好多说，因为三个儿子结婚，刘玉芬没拿过一分钱，等到老三结婚分家后，舅舅还有四千多块钱的债务没还，包括两千块钱的高利贷。这时候，我舅舅已经年近六十岁了，在城里，已是人们退休的年纪，舅舅到离家五里外的一个窑厂掼砖坯，掼一块砖三厘钱，一天掼五百块砖坯，能挣一块五，一个月四十五块，要是在窑厂烧饭，只能挣二十二块钱。露天掼砖坯是高强度体力活，三个月后，舅舅终于累倒了，花去三十多块钱，吃了四十多剂中药，人才活过来。舅舅不能出去干活了，他只好和舅妈种着自己的两亩责任田，又养了两百多只鸭子，每年卖鸭子能还上五百多块钱的债。我舅舅在午秋两季后的田头，在十里八乡的池塘边、河滩上放鸭，那些成群结队的鸭子就是他的队伍，就是他的希望，鸭子们为舅舅还债而义无反顾地走向菜市场，走向城里人的餐桌和锋利的牙齿，每每想起这些杀身成仁的鸭子，舅舅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刻禁不住暗自落泪。
舅舅牙疼进过一次城，疼得米水不进。进城后的舅舅没先去医院看牙，而是先去了煤建公司宿舍看女儿。刘玉芬正忙着中午周克武下酒的菜，见了父亲就热情挽留父亲中午在这吃饭。舅舅见刘玉芬脸上肿了一大块，眼睛是铁青色的，就捂着疼痛的牙齿指着刘玉芬的脸：“是他打的？”刘玉芬连忙辩解说：“不是，下雨天买菜回来的路上不小心摔的。”舅舅捂着牙责怪说：“你就不能小心些。”他本来是想让女儿陪他一起去看牙的，见女儿脸摔伤了，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舅舅找我陪他去医院，我说行。走在大街上，我舅舅这个当年县城里的主人，如今像是一个非法入侵者一样充满了惊慌和不安，他怕牙科医生对乡下人态度不好，才要找一个城里人陪着的。我给舅舅交了三毛钱挂号费，舅舅当即就从口袋里掏出钱来还我，我说：“等看完了再说，还要买药呢。”
县医院那位戴眼镜的牙科医生很好奇地看着我舅舅：“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你是不是当年在镇反办工作过？住在城西铜锣巷？”舅舅捂着嘴巴，拼命地摇着头，牙科医生说：“太像了，我父亲是镇反时被枪毙的，贴布告到县政府大门口的那个人跟你太像了，当时我在场，记得非常清楚！”舅舅很坚决地摇了摇头，表明他与城里的生活和县城的历史毫不相干。我对牙科医生说：“我舅舅是乡下一个农民，县政府大门朝哪儿开他都不知道。大夫，我舅舅的牙怎么办？”
大夫说：“龋齿已经蛀空了，不好补了，只有换一颗假牙。”我问：“换一颗牙要多少钱？”大夫说：“烤瓷的，十八块！”我说：“那就换一颗吧！”一直不说话的舅舅终于忍着疼痛开口了：“太贵了，我不换！”大夫说：“那只好拔掉了！”我说：“不行，换一颗！钱我来付。”舅舅生气地把我推到一边，对大夫说了两个字：“拔掉！”
舅舅拔牙后，开了些止疼药就回去了。已是中午时分，我要他跟我一起去单位食堂吃饭。舅舅说：“牙疼不想吃饭。”临走前，他对我说，“那么多债都没还。嘴里几十颗牙呢，留那么多没用。”
此后的几年里，我舅舅为了省钱还债，拔掉了嘴里的六颗牙齿。
表姐刘玉芬并不知道舅舅拔掉了六颗牙齿，她是从舅舅说话关不住风的破绽里发现父亲嘴里的牙齿漏洞百出。她说：“爸，你怎么少了这么多牙齿？”舅舅举重若轻地说了一句：“老了，牙口不好，都这样。”刘玉芬从饼干桶里摸出几块饼干塞给舅舅：“饼干能嚼动的，拿着吃吧！”舅舅这次进城是来榨油的，自从上回被周克武呛了个鼻青脸肿后，他就不想跟这个女婿一起吃饭了，所以他每次进城总是看一下女儿，匆匆说几句话就走了。
刘玉芬结婚的第三年生下儿子周洋，生儿子后的那半年里，刘玉芬不仅没挨打，还真的被周克武当着大小姐供了起来，周克武不喝酒，不让刘玉芬洗菜淘米，还跳到河里摸鲜鱼回来汆鱼汤给刘玉芬催奶，他把鱼汤端到床头送给刘玉芬喝，自己抱起儿子亲个没完，他望着刘玉芬脸上恢复了红晕，眼睛直勾勾的：“妈的，我们煤建公司谁有我这福气，老婆长得比豆腐还嫩，真的，你比刘晓庆不差。还给我弄出了这么个儿子。”周克武像小孩子一样，抱着儿子在低矮的平房里上蹿下跳，完全变了一个人。刘玉芬被一种突如其来的幸福包围着，她没想到好日子来得这么快，所以，还在月子里，她就尽心尽意地满足着周克武贪婪的欲望，极尽温柔和体贴。
好日子像做梦一样短暂。靠周克武每月三十八块钱工资是养不活老婆孩子的，所以儿子周洋出生后他一激动，先是戒了酒，省下了酒钱；接着自己跳河里摸鱼，用鱼汤替代鸡汤催奶，省下了营养费。半年后，刘玉芬的奶水不够，小孩要吃奶粉，家里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煤建公司巡逻的执勤队在加工车间当场活捉了一个偷煤球的贼，执勤队将小偷按倒在地，队长用皮鞋踩住小偷的脑袋，其他几个人又踹了几脚，等到小偷不动了，他们才把手电筒的灯光对准小偷沾满煤灰和血污的脸，仔细一辨认，所有人都傻了：“这不是周克武吗？”
周克武偷煤球不是生了儿子后日子紧巴才动的歪点子，他在没娶刘玉芬之前就开始偷煤球了。周克武在单位号称抽烟喝酒无敌手，三十几块钱工资没到月底就光了，没钱的时候他就在夜深人静时潜入煤球加工车间，偷上两口袋，再偷偷地卖给街上烤烧饼、做卤菜的小摊贩，花完了，再去偷，很方便，也很轻松。这么多年来，他进入车间偷煤球就像进入自家厨房里拿水瓢一样，从容不迫。儿子出生后，周克武虽暂停了喝酒，但买奶粉的钱太多，经济危机加剧，他出手的频率过快，引起了公司的注意，最终东窗事发。
其实，周克武三十出头了都没娶上媳妇不是没有原因的，除了他粗俗的长相，他还有一个声名狼藉的家庭，父亲周天虎，解放前是白塔河码头的地痞流氓，做过妓院打手、码头鱼霸，靠敲竹杠、强买强卖为生，解放前夕被另一黑帮砍断一条腿后，就改以偷鸡摸狗为业。周天虎的老婆是他跟码头上的一个鱼贩子赌钱时赢来的。鱼贩子说：“再输我把女人抵押给你。”后半夜的时候，周天虎就赢回了一个女人。解放后，一无所有且少一条腿的周天虎被政府定为城市平民，属无产阶级，安置在县煤建公司成了国家正式职工，赢来的女人为他生了个儿子，周天虎希望儿子有朝一日能完成其父未竟的刀光剑影之事业，取名周克武。新社会哪容得了打手和恶霸？所以周克武虽粗壮威猛，但在作恶的道路上无所作为。初中毕业后开始在社会上鬼混，角色也就是一个无业游民。
城里人为什么瞧不起乡下人呢？那就是乡下人的儿子永远是乡巴佬，只能在乡下种田；而城里人的儿子不仅可以继承城里人的身份，还可以顶替老子获得一个正式的铁饭碗。这是血统分类后的强制性身份认证。周克武在他老子五十二岁那年，结束了东游西逛的浪荡生涯，顶替父亲周天虎的岗位，成了县煤建公司的国家正式职工，周克武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铁饭碗搂到了怀里，这只铁饭碗可以把乡下所有美女都装进去，像装进去了一道特色菜，供他任意品尝玩味。然而周家的风水早就坏了，提前退休的周天虎被儿子顶掉了性命，他在周克武上班两年后的一个秋天的夜里死于一次强奸未遂的案子中，周天虎蹿入河西巷准备强奸何老六家傻女儿时被何家人逮了个现行，何家人用麻绳将周天虎捆扎结实后扔到了白塔河里。周克武母亲在周天虎死后，脑子出了问题，过了一段日子，就疯了。煤建公司的院子里好几年都没见着周克武母亲的人影，有人说她回东北老家了，也有人说她死了。反正不见了，周克武对母亲消失的态度是，活着我认，死了我也没办法。周克武和刘玉芬现在住的三间平房就是当年父母留下的。
周克武被执勤队抓了后，交代了自己偷煤球已有八个年头，偷了多少，他也记不清了。煤建公司上下很头疼，大多数人的意见是把周克武交给公安机关，也有少数人的意见是周克武一坐牢，家里怎么办？小孩刚出生，老婆是乡下的，又没工作，是不是给他个“开除留用，以观后效”？煤建公司党委书记杨石拍响了桌子：“不将这个吃里爬外的东西送进牢里，公司永远树不了正气！”
就在公司党委决定第二天将周克武移交公安机关的前一天晚上，周克武叫刘玉芬跟他一起去杨石书记家求情，刘玉芬不想去，她说：“脸都丢尽了，还怎么求情？”刘玉芬自从知道周克武偷煤后，又羞又气，一连几天都不敢出门，她觉得自己似乎就是周克武偷煤的同伙，偷煤这么久，她能不知道？就是跳进高邮湖也洗不清自己。
周克武很不耐烦地说：“抱上周洋，现在就去，我们一家三口给杨书记跪下，求他不要送我去坐牢！”刘玉芬身子没动，她看了看已经熟睡的儿子：“要是杨书记不答应呢？”周克武吐掉了嘴里的烟头，从怀里抽出一把雪亮的杀猪刀：“要是不答应，我就把他一家全杀了。我爸当年在码头上混的时候，杀人跟杀鱼一样轻松，连眼都不会眨一下。”
刘玉芬被周克武的歇斯底里吓傻了，所以说出来的话就没经过大脑过滤：“我不去，我又没偷煤，我不想给杨书记下跪，要跪你一个人去跪。”
歇了半年没打老婆的周克武驾轻就熟地将刘玉芬拎起来，甩手两巴掌狠狠地抽在刘玉芬的脸上：“我他妈的不娶你这个乡巴佬，我用得着吃那么大的苦头去偷煤球吗？你吃我的、喝我的，还敢跟我犟嘴。”周克武将刀顶在刘玉芬的脖子上，“我他妈先把你宰了，然后再把儿子宰了，你看我敢不敢？”
刘玉芬真怕儿子被他一刀捅了，她连忙哭着答应：“我去，我都答应你还不行吗？”
杨书记家就住在煤建公司宿舍大院的东南角，周克武拖家带口敲开杨书记家门的时候，杨书记愣住了，他问周克武：“你这是干什么？”
周克武和怀里抱着孩子的刘玉芬一家三口扑通跪在杨书记面前，刘玉芬按着周克武导演的台词，哭诉着：“杨书记，都是我的错，我要不是一个乡下吃闲饭的女人，我要不是没有工作，周克武就不会犯错误。杨书记，是我叫周克武去偷的，你就把我抓去坐牢吧！周克武坐牢没工资了，小孩就要饿死的。杨书记，求求你了！”刘玉芬声泪俱下，号啕大哭。
怀里的儿子也莫名其妙地哭了起来，母女俩的哭声高低错落，相互呼应。
杨书记拉起跪着的一家三口，很怀疑地问刘玉芬：“是你叫周克武去偷的？”
刘玉芬抹着眼泪拼命地点着头。
周克武大声说：“杨书记问你话呢，你说呀！”
刘玉芬对杨书记说：“是我逼着周克武去偷的，我愿意去坐牢。”
杨书记退休在家的妻子数落着刘玉芬说：“你们乡下来的女人，要懂城里的规矩，不能见了东西就想拿，更不能逼自己的男人去拿。不是拿，是偷。”
刘玉芬含着泪拼命点着头。
杨书记妻子说周克武的女人已经认识到错误了，你就放她一马算了，要是让她坐牢，小孩怎么办？这小孩怪可怜的。杨书记终于答应明天不移交公安机关了，但内部怎么处理，公司党委还要开会研究。周克武、刘玉芬千恩万谢地走了后，杨石对妻子说了一句：“他今天说是老婆逼他去偷的，明天会说是六个月大的儿子用刀逼他去偷的。一个单位遇到周克武这样的职工，全单位的人上辈子都作了孽。”
走出杨书记家的门，刘玉芬像发了疯似的拽住周克武的袖口，声嘶力竭地号哭着：“周克武，你拿刀杀了我吧，我求求你了，你杀了我吧！我不想活了。”
8
周克武没有被移交公安机关，刘玉芬当然也没去坐牢。公司给周克武处分的初步意见是“留职察看一年，退还偷盗的煤球款一千八百六十块钱”，周克武听说后，提着杀猪刀冲进公司党委办公室，正在开会的杨书记等党委班子成员看到周克武要行凶，迅速起身抱起屁股下坐着的木椅当盾牌，他们脸色苍白、神情紧张，只有一把手杨书记比别人要镇静得多，他大声呵斥着：“周克武，你想干什么！”周克武扬起杀猪刀：“我没钱赔，一分都没有！”杨书记声色俱厉：“周克武，我正告你，你要是敢行凶，就不是赔钱了，而是赔命！”闻讯赶来的职工都在劝周克武不能用刀捅领导，周克武将杀猪刀对准自己的胸口：“我没钱，我捅我自己还不行吗！”就在周克武往自己身上捅的一刹那，站在周克武身后的几个同事猛扑上去，将他按倒在地，夺下了杀猪刀。
此后的周克武照常上班，不仅没有退赔赃款，就连留职察看的处分也没下发。
反正偷的是国家的煤球，又不是哪个私人家厨房里的煤，犯不着为了挽回一百吨煤球的损失而丢了一条人命、毁了一个家庭，这么一说，党委会的意见迅速达成一致，周克武偷盗的事以后再说。以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周克武虽没去坐牢，但再也不敢偷煤球了，家里的日子眼见着就撑不下去了，儿子周洋由奶粉改吃米糊，孩子极度抗拒，不吃不喝，跟娘老子玩起了绝食，孩子饿得面黄肌瘦、嗷嗷直叫，刘玉芬急得在一旁落泪，正在喝酒的周克武借着酒劲一脚踹倒刘玉芬：“你他妈哭丧呀，老子喝酒都喝不安。”
偷煤球被抓让周克武丢尽了脸面，心烦意乱中恢复喝酒，而且喝得变本加厉，只要喝得醉醺醺地上班，别人怎么议论他，都像耳旁风，听不见，也听不进。喝多了酒的周克武晚上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让刘玉芬在床上为他服务，他在街上录像放映厅里看过好多黄色录像，看完后回家就逼着刘玉芬按黄色录像的镜头和姿势伺候自己，刘玉芬没看过黄色录像，加上心理上的抗拒，所以很难做得尽如周克武的意，每当此时，周克武就会骂刘玉芬：“你这头蠢猪，跟你讲了多少遍了？你还不会，重来！”刘玉芬恶心地从头再来，直到把周克武伺候得像一头死猪一样沉沉睡去。那时候，坐在黑暗中的刘玉芬望着窗外稠密的黑暗，她想到了死，可自己死后儿子怎么办呢？还有乡下的父母，他们在等待着女儿在城里幸福生活的喜报，而不是跳湖自杀的死讯。刘玉芬搂着儿子在周克武醉生梦死的鼾声中哭了整整一夜。天亮了，窗外黎明的曙光，对于刘玉芬来说，是另一种颜色的黑暗。
家里眼见着揭不开锅了，刘玉芬准备去菜市场卖鱼，挣些钱贴补家用。那么多小买卖可以做，刘玉芬为什么要去卖鱼？是卖鱼赚钱容易，还是出于对于耕田的怀念？只有刘玉芬自己心里最清楚。当周克武听说刘玉芬要去卖鱼时，抄起空酒瓶就砸了过来，他砸刘玉芬就像小孩子投飞镖一样随意而轻松。刘玉芬头一偏，躲过酒瓶，嘴里争辩着：“钱都被你喝酒喝光了，买米的钱都没有，不去卖鱼，日子怎么过？”周克武吐出嘴里的烟头：“我他妈堂堂国家正式职工，你这下三烂居然要去菜场卖鱼，我的脸往哪搁？”刘玉芬想说：“你还有脸吗？”心里虽这么想，但就算吃了豹子胆也不敢说。
刘玉芬跑来找我，问我能不能帮她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我在县城建局只是一个小技术员，无权无势，到哪儿去帮她找体面的工作？可我知道，这份工作对刘玉芬来说不只是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还意味着她在自食其力后瓦解自己所遭遇的家庭暴力。我说：“你别急，让我想想办法！”她极其谦卑地向我表示了感激：“给你添麻烦了！”
自从上次我跟周克武正面交锋后，已经两年多没跟他们来往了，一是我对他们糟糕的婚姻无比绝望；其次是我自己的恋爱婚姻也陷入了死局，所以这两年我很少回乡下，也很少跟外界接触。我那在国民党“总统府”做过木匠活的父亲对我非常恼火，说我书读上去了，见识却降下来了。原因是我不愿跟城里姑娘恋爱结婚，而全县乡下女孩能考上大中专的，比上吊自杀的还要少，几乎就没有什么挑选的余地。一次单位同事好不容易给我介绍了一个护校毕业的县医院护士，那个刚刚接触了城里脂粉和霓虹灯的乡下女孩对我说：“我好不容易从乡下考进城，还要我再找个乡下婆家，这太荒唐了。介绍人真不负责任，要是知道你是乡下的，我今天根本就不会来跟你见面。”还没等小护士说完，我抢在她前面拂袖而去。
现在，站在我面前的刘玉芬虽神情有些憔悴，但脸上、脖子上、手上都没有伤，我以为刘玉芬生了儿子后，周克武对他改变了态度，就有些自以为是地说：“看来，两年前我警告周克武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刘玉芬平静地说：“他现在往我肚子上踹，往腿上踢。”刘玉芬平静得像是说别人的事，或是说传说中的事。我被她的平静深深地刺伤了，情不自禁地骂了一句：“周克武不得好死！”
一个星期后，刘玉芬到新建的县缫丝厂上班，从事的是蚕茧抽丝工作。月工资二十八块钱，厂长说逢年过节还会发一些面条、糖果、月饼、毛巾、卫生纸之类的福利。新建的县缫丝厂是把本地的蚕茧加工成蚕丝后卖往江浙沪的丝织厂，我参加了工厂的厂房施工图纸的绘制，在工地上待了三个多月，从县计委派来的厂长张春雷随时要改变施工方案，我就随时配合他篡改专家的设计图纸，工厂建成后他对我相当满意，投产那天他拍着我的肩膀说：“缫丝厂都是女工，一百多号，拣漂亮的挑，想挑谁就挑谁。谁要是不从，我就把她给开了！”
我没挑女工做老婆，而是把表姐刘玉芬介绍到工厂去做女工。
缫丝厂是国有集体所有制企业，煤建公司是国有全民所有制企业，刘玉芬虽买了城里户口，但其父母不是城镇居民，所以不能享受照顾，不能取得集体所有制身份，刘玉芬的正式身份是缫丝厂的临时工，那时候全社会各阶层的划分相当严格，其等级序列为国家高干、国家干部、以工代干、全民所有制职工、集体所有制职工、临时工。在职工身份的等级中，像周克武这样的全民职工叫“铁饭碗”，大集体职工叫“瓷饭碗”，而刘玉芬这样的临时工叫“泥饭碗”，泥饭碗不享受公费医疗，不享受退休待遇，不享受入党、提拔、参观、培训等一切政治待遇，跟种田的农民一样，不享受社会主义的任何优越性。尽管这样，刘玉芬还是显示出了过分的激动，她当上了工人，有了自己的身份，有了自己的工资，她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吃闲饭的人了。第一个月发了工资后，刘玉芬非要请我星期天到她家吃饭，我说不用了，没想到周末晚上刘玉芬跟周克武夫妻俩一起找到我的宿舍，周克武给我点上烟，喘着粗气说：“怎么，看不起我们两口子？请你吃一顿饭就那么难。”
星期天我去了煤建公司宿舍，刘玉芬和周克武夫妻俩齐心协力地做了十几道菜，还上了一瓶“琅琊特曲”，两口子共同举杯给我敬酒，说了许多言过其实的感谢话，周克武把一杯白酒倒进喉咙里后，情绪夸张地说：“刘玉芬虽说是个临时工，可缫丝厂好歹也是堂堂的国有工厂，煤建公司的这帮龟孙子现在见了我就给我点烟，说我老婆又漂亮，又当上了工人，没人能跟我比。我的老婆怎么能去卖鱼呢？”
煤建公司的人都知道缫丝厂集体所有制的性质，招进去的全是看病能报销、退休有工资的工人，所以他们对周克武的头绪大、路子宽表现出了相当的尊敬和嫉妒，周克武故意不说明刘玉芬是临时工，他装聋作哑，将错就错地享受着众人的追捧，心里比喝了好酒还要舒服，从他记事起，他从来就没听人表扬过自己一句，连一个字都没有。所以，周克武那么热情地要请我吃饭，很大程度上是他被一种假象的荣耀陶醉了。
那天酒喝得特别尽兴，我甚至觉得周克武并没有那么可憎，一个城市的小瘪三，守着一个美丽贤淑的媳妇，既没有社会角色的优越感，也没有家庭角色的自信心，借酒壮胆，借酒发疯，他只有靠打老婆这种外强中干的手段来证明自己是个大男人，一个十足的可怜虫。我问他表姐刘玉芬上班后，孩子怎么办？他匆忙咽下还没嚼碎的鸡肉，指着桌子边坐在竹篓子里啃苹果的孩子说：“把周洋往篓子里一塞，带到公司跟我一起上班，一上午发一块饼干，小东西动都不动一下！”我说：“你带孩子上班，公司怎么会同意呢？”周克武将酒杯往桌上一掼，豪情万丈地吹了起来：“上次我把杀猪刀往外一抽，公司领导一个个吓得尿裤子。谁他妈敢管我，我就把他的血当自来水放了。”刘玉芬神色紧张地拿走酒瓶，岔开话题对我说：“别听他的，酒喝多了”。
在庆祝缫丝厂投产一周年的庆功酒宴上，我与张春雷厂长碰杯时，张厂长问我：“老婆找到没有？那么多女工，你一个没看上？”我说：“我表姐工作的事，已经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再到你厂里来选美，那无异于给你捣乱。”张厂长说：“我就知道你看不上我们厂的缫丝女工，可我们是缫丝厂，不是电影厂。”他突然转了话头，“你那个表姐怎么样？到现在我连人都没见过，哪天你让她到我办公室去一下，要是合适的话，调到厂办来工作。”我说：“恐怕不合适，她是临时工。”
当天晚上，我就去煤建公司宿舍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刘玉芬，她很为难地说：“能有一份工作，拿一份工资，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不想调工作，也不想见厂长。”
周克武有些沉不住气了：“兄弟为你的事磨破了嘴，跑断了腿，你还不知好歹，蚕茧抽丝整天泡在水里，把手都泡烂了，你明天就去见厂长，听到了没有？”
刘玉芬面对周克武这样的责问，她有一种习惯性的心理痉挛，所以她的回答几乎是本能性的：“听到了！”
9
刘玉芬走进张春雷办公室的时候，步子轻得像踩在棉花上，一点声音都没有，她低着头，声音比脚步更轻：“张厂长，我来了！”
张春雷第一眼看到二十七岁的刘玉芬时，手中拿着的香烟掉到了桌上的生产报表上，浑然不觉。他没想到，缫丝厂居然还有这么美丽惊艳的女工，刘玉芬不着脂粉，天生丽质，高挑匀称，温婉清秀，眼睛里弥漫着迷人的迷惘，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张春雷觉得刘玉芬不仅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工厂里，就连出现在这座县城也是不应该的。他对刘玉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让你做蚕茧抽丝的活，太委屈你了！”香烟烧着了桌上的报表，闻到焦煳味的张厂长连忙按灭了香烟。
当天下午，刘玉芬就被调到厂部上班了。
县缫丝厂是国有集体所有制单位，临时工不到十人，主要是打扫厕所、清扫厂区、运送废料、夜班看仓库之类，刘玉芬在蚕茧抽丝车间做的是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她和另外几名临时工把泡在池子里的蚕茧用手工剥开，再送到机器抽丝的工作平台上。她在厂里的地位就相当于生产过程中残次品或下脚料，没人注意过，刘玉芬每天埋头干活，没时间也没足够的自信跟城里的女工交朋友和套近乎，她的全部目标就是一月的二十八块钱工资，这笔钱可以解决她家大半个月的伙食，直到刘玉芬调到厂部办公室，她的名字才在全厂传开并在厂里引起轩然大波，一些有来头的女工直接到厂办找张春雷厂长论理：“我们这么多正式工你不调，偏要调一个临时工到厂部？”张春雷厂长点上一支烟，漫不经心地对她们说：“回去好好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模样，你们有刘玉芬长得漂亮吗？”一位丈夫在县政府开小车的女工曾经搭过副县长的车，算是见过大人物的，她不怕厂长：“厂部是调人，还是选美？这里是社会主义工厂，不是资本主义的舞厅。”张春雷一拍桌子：“居然给我上起课来了，滚一边去！”
女工们愤愤不平地在私下议论，刘玉芬一个临时工凭什么坐办公室，敢作敢当的张春雷旗帜鲜明地说凭脸蛋。其实刘玉芬到厂部不是坐办公室，而是管理办公室，她每天的工作是一早给三个厂长的办公室做好清洁、打好开水、泡好茶、夹好报纸，然后再去整理会议室和接待室，厂部来客户或客人，刘玉芬负责倒茶、上水果和香烟，实际上就是一个服务员。不久后的一天，分管工业的赵副县长来缫丝厂视察，视察结束后他在厂接待室找张春雷谈话，提醒他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不讲原则地把厂里的漂亮女工调到自己身边要注意影响。张春雷说：“以前是老张头负责来客接待，咳嗽不打草稿，鼻涕用袖子擦，嘴里叼着烟倒茶，将烟灰和开水一起倒进杯子里，上海的一个客户当场起身就走，临走前对我说，一个工厂如果连倒茶这个细节都做不好的话，别指望能拿出什么好产品来。”
张春雷一按电铃，刘玉芬在第一时间进来了，她衣着和人一样清爽，脸上是那种温和而平静的微笑，她用白瓷杯泡好茶送到茶几上，又换上一个干净的烟缸，然后轻声细语地说：“赵县长，请用茶！”刘玉芬退出去后，张春雷望着赵县长不说话，赵县长轻轻地抿了一口清香扑鼻的绿茶，说了一句：“不错！”张春雷说：“赵县长，是茶不错，还是倒茶的人不错？”
刘玉芬对这份工作非常珍惜，虽说是服务性的工作，但比起在气味难闻的缫丝车间要轻松得多，也体面得多，见的人都是衣着整齐，说话有板有眼的。她知道自己作为一个临时工，没有资格在厂部工作，所以她必须把工作做得一丝不苟，比如她清洗烟缸和茶杯，不仅要将烟灰和茶垢洗净，还要用干毛巾将烟缸和茶杯擦得锃亮，报夹上的报纸日期顺序不能夹错，边沿得整齐划一，一个月报纸夹在一起，就像一本书。她不多说话，也不乱插嘴，做事细心尽心：“像个大家闺秀，哪像乡下进城的临时工？”几位厂长相互之间都有矛盾和分歧，唯有对刘玉芬的态度上完全一致。
张春雷把刘玉芬调到厂部除了与我有些情分，更多的是从工作方面考虑选调的，如果刘玉芬长得面目平庸、行为迟钝的话，绝不可能离开缫丝车间。也就是说，张春雷和刘玉芬之间没有任何工作之外的瓜葛，尽管他从日本考察回来时送过她一瓶资生堂润肤露，从杭州出差回来送给她一件女式真丝衬衫，这些都不是他刻意而为，润肤露是考察团用出国补助买的，真丝衬衫是杭州客户送的样品，没花一分钱，刘玉芬不敢要，经张春雷这么一解释，她才忐忑不安地收下。收一个男人的东西是很忌讳的，就像当年她收于耕田一双尼龙袜惹得父亲抄起了菜刀。
所以刘玉芬没对丈夫周克武说资生堂润肤露是张厂长送的，她说是食堂烧饭的王大妈送的，她没事的时候经常去帮王大妈择菜。周克武看着瓶子说这上面的字不像是中国字，刘玉芬心虚地说：“我也不知道王大妈从哪弄来的。”这两年，周克武很少打刘玉芬，厂部工作的轻松、优越以及心理上的相对安全感使刘玉芬脸色红润、眉眼清爽、气韵动人，等到那件绿底紫花的真丝衬衫穿上身后，刘玉芬简直就是一个国色天香的江南美女。这时，周克武坐不住了，他极其警惕地开始盘问：“这么贵的衣服要值半年工资，你肯定买不起，谁送的？是王大妈，还是李大妈？我倒要看你怎么编？”刘玉芬一时反应不过来，她沉默不语，这一哑口无言的表情激怒了周克武，他飞起一脚踹到刘玉芬的肚子上，刘玉芬捂着肚子蹲了下去。三岁的儿子周洋跑过来拉着妈妈的胳膊，哭喊着：“妈妈别哭，妈妈勇敢，爸爸坏！”周克武揪起刘玉芬的头发，又往她腿上踢了一脚：“说，谁送的？”痛苦万分的刘玉芬说：“是一个客户送的样品。”周克武说：“走，现在就带老子去见客户，他妈的，这什么意思？”刘玉芬有气无力地瘫坐在潮湿的砖地上：“客户不在厂里了，我明天就把衣服退回去！”
第二天，刘玉芬把衣服和用了半瓶的润肤露退给了张春雷厂长，她把这两件东西引发的家庭危机原原本本地倒了出来。张春雷说：“你为什么不说是我送的？”刘玉芬抹着眼泪：“我想说，又不敢说。张厂长，我错了！”张春雷收下了衣服，把半瓶润肤露扔进桌下的废纸篓里：“好了，你不要难过了，此事到此为止。你丈夫是干什么的？”
此后日子里，刘玉芬进了张春雷的办公室根本不敢说话，换完烟缸，加完茶水，放下文件，立即就走。春天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刘玉芬将报表放到张春雷桌上时，张春雷突然抓住刘玉芬即将挪开的手：“刘玉芬，你为什么要替我背黑锅？”
猝不及防的刘玉芬手和心一起乱抖，她本想说，丈夫周克武是个凶狠不讲理的人，她不能讲实话，也不敢讲实话，可情急之下，她一边挣脱张春雷的手，一边拼命地摇着头说：“我不知道！”
10
一连好几天，刘玉芬都觉得自己的手像是被电击过了一样麻木，她倒茶的时候总是担心开水瓶会掉到地上，接待客户时紧张得头上直冒汗。
天热了，分管后勤的钱边副厂长给张春雷的办公室配了一台落地电风扇，他在指挥刘玉芬将电风扇放到办公桌横头时，要移动一个文件柜，刘玉芬力气小，搬柜子角度一斜，柜门开了，里面滑出了绿底紫花的真丝衬衣。钱副厂长突然发问：“刘玉芬，这件衣服不是你的吗，怎么脱到张厂长的柜子里来了？”
刘玉芬脸色刷白，一时哑口无言。钱副厂长看着惊慌失措的刘玉芬，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以后换了衣服，不要随便乱放！”刘玉芬觉得自己倒霉透了，这件衣服她上班只穿过一天，钱副厂长居然牢牢记住了。
惊吓过度的刘玉芬在这个春夏之交的日子病了，每天低烧、咳嗽、头昏，厂里每天都有接待，她没有请假。第三天早晨，刘玉芬在张春雷办公室泡茶时，张春雷对刘玉芬说：“你回家去休息，厂部接待暂时由会计小李顶一下。”刘玉芬说：“张厂长，我没事。”张春雷从抽屉里拿出一袋子药：“清热解毒的药，专治感冒，拿回家去吃！”刘玉芬不敢接：“我是临时工，没资格拿药。”张春雷说：“厂部医疗室的药，我说了算！”
刘玉芬在家病休三天，周克武每天早上起床说的话就是：“你他妈得个小感冒，就哼哼唧唧地躺在家睡大觉了，中午给老子多做几个下酒菜，听到没有？”
昏昏沉沉的刘玉芬提高声音说：“听到了。”
刘玉芬一边烧菜，一边流泪，她已经自食其力了，可挨打挨骂依然是周克武的另一道下酒菜。此时她想起厂长张春雷，心里竟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温暖，她长这么大，他得到过父亲的关心，就是没有得到过男人的温暖，关心和温暖在刘玉芬的感觉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她不敢多想，于是把注意力全都放到了为周克武炒花生米上了。
缫丝厂投产的前两年，产品销路一般，从第三年起，风水就转了，效益出奇地好，出口日本、韩国的生丝供不应求，国内江浙沪的丝织厂带着现款来提货都提不到。张春雷的自信和狂妄就是被这些前赴后继的客户煽动起来的，刘玉芬明显能感觉到几个副厂长对张春雷很有意见。有一次，钱副厂长莫名其妙地问刘玉芬：“你知道张厂长爱人是干什么的吗？”刘玉芬莫名其妙地摇着头。钱副厂长说：“县体委武术教练，拿过省里的散打亚军。”
缫丝厂的红火带动了全县的蚕桑养殖业和种植业的疯狂扩张。就在舅舅家栽了八亩桑树养了二十席春蚕的那一年，蚕茧卖不动了。1988年的通货膨胀把国内三分之二的丝织厂胀垮了，海外订单也一路下滑。舅舅的蚕茧拉到县缫丝厂后，收购仓库大门紧闭，值班人员生硬地朝门前黑压压的茧农门嚷着：“说不收就不收，你们就是赖到香港回归，赖到二十一世纪也不会收！”
舅舅是个很自尊的人，他本不想去找女儿刘玉芬，可两百多斤蚕茧要是卖不掉的话，一个春天就白忙了，今年还债的任务也要泡汤。蚕茧一过夏天，全都出蛹，蚕蛹出茧，茧丝一断，蚕茧就报废了。想到这，舅舅头上直冒冷汗，他拉着胶轮板车，来到厂办楼下。
舅舅在二楼厂办走廊上找到了刘玉芬，舅舅说能不能央求厂里先收下蚕茧，哪怕年底给钱都行，刘玉芬很为难：“一个都不收，我怎么好开口呢？”
这时，张春雷厂长走过来了，他问刘玉芬身边的老农是谁。刘玉芬说是自己的父亲，从二十里外的老家拉来的蚕茧，厂里不收。张春雷说：“我还以为有多大事呢！”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抓起电话，“喂，是材料科李科长吗？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半个小时后，舅舅的蚕茧就被悄悄地送到了库房，而且按一级茧的价格现金收购。
-->>(第 2/4 页)（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