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大拇指案(第 1/4 页)
在我们过从甚密的那些年里，我朋友夏洛克·福尔摩斯接受的所有案子中，只有两件是通过我介绍的：一件是哈瑟利先生的拇指案，一件是沃波顿上校发疯案。对于每一位机智且有见地的读者来说，这两件案子中的后一件显然更值得讨论。但是关于哈瑟利先生的拇指案，一开始就非常离奇，情节过程又极富戏剧色彩，所以更值得记录下来——尽管它几乎没有用到福尔摩斯向来推崇的卓越的演绎法。我知道这个故事已经多次登上报纸了，但是和其他此类案件一样，简短的篇幅，笼统的介绍，根本无法引起读者的注意。我相信，只有让事实真相一点点浮出水面，让谜团随着每一个新线索的出现而逐步解决才能引人入胜。尽管已经过去两年了，但当时的情景还是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至今历历在目。
我现在要讲的故事就发生在一八八九年的夏天，那时我刚刚结婚不久，并且重新从事医生的职业。我最终还是“抛弃”了福尔摩斯，让他一个人留在贝克街的房子里。尽管我仍旧时常去看望他，甚至希望他可以改掉他的怪脾气来我家做客。我的工作逐渐步入正轨，恰巧我家离帕丁顿车站很近，有的铁路员工就会来我这儿看病。因为我治愈了其中一位的顽疾，他就不遗余力地到处宣扬我的医术，把每位和他有关系的病人都推荐到我这里来治病。
一天清早不到七点的时候，女佣敲门叫醒了我，说有两个帕丁顿来的病人在诊室里等着我。我急忙穿好衣服下了楼——据我所知，铁路上来的病人都是十分紧急的病情。我下楼后看到我的那个铁路老朋友走出了诊室，紧紧关上了门。
“我带他过来的，”他用拇指朝后面一指，悄声说道，“现在没什么大问题了。”
“出了什么事？”我不禁问道，因为他的表现让我觉得他在我的诊室里关了一个怪物。
“是个新患者，”他小声地说，“我觉得我亲自把他送来是最好的，这样就不会让他溜掉了。大夫，我得走了，我还要去值班呢，他已经安全了。”说完，我的这位忠诚的引荐人就离开了，甚至没来得及让我说声谢谢。
我进入诊室，看到桌边坐着一个男人。他的打扮很朴素，一套花呢衣服和一顶放在我的书上的帽子。他的一只手包着一块手绢，上面净是斑斑血迹。他很年轻，肯定还不到二十五岁，长相英俊，只是面色苍白。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在竭尽全力来克制自己以至于不表现得过于痛苦。
“大夫，非常抱歉这么早就吵醒了您，”这个年轻人说道，“昨天夜里我遇到了严重的事故，今早我赶火车来到这里，在车站大厅打听哪里有医生时，那个好心的铁道员工把我送了过来。我看到女佣把我的名片放到那边的桌子上去了。”
我看着名片：水利工程师，维克多·哈瑟利，维多利亚大街16号a座四层。这些就是这位病人的信息了。“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我坐在椅子上说，“看得出来，您坐了整整一夜的火车，这确实是件乏味无聊的事情。”
“哈，我这一宿可绝不是乏味无聊。”他一边说着就一边狂笑起来，笑声尖利刺耳。他笑得身子往后倚在了椅背上，仍旧不能停止。出于我的医学本能，这笑声让我意识到情况不妙。
“快停下吧！”我制止道，“你需要镇定一下！”说完我就给他倒了杯水。
可是这根本没有任何作用，他已经歇斯底里了。这就像是坚强隐忍的人在经历巨大灾难之后的大爆发。不一会儿，他似乎清醒了过来，只是已经筋疲力尽，脸色惨白了。
“哦，我真是太丢人了。”他呼吸急促地说。
“哪儿的事，快喝吧。”我把加了白兰地的水递给他。他苍白的脸色终于开始恢复了些许红润。
“谢谢，我感觉舒服多了。”他说，“现在，请您来看看我的大拇指吧，或许应该说是我的大拇指本来所在的位置。”
他拿开手绢，伸出手来。这情景简直太让人胆寒了，即使是木头人也会难以接受的！他那原本应该是大拇指的位置，现在只有一片被鲜血染尽的海绵状断面，显然，大拇指不是被剁掉就是被硬生生地拽了下来。
“上帝啊，”我惊呼道，“这太可怕了，你一定流了很多血！”
“确实是，受伤后我就昏迷了，而且应该是昏迷了很久，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伤口还在流血，于是我用手绢和一根小树枝紧紧地缠住了手腕。”
“处理得太好了！您简直像是一名外科医生！”
“您看，这其实只是一个水利学问题，这是我的专业。”
“这是被一件很重的利器砍伤的。”我检查着伤口说道。
“好像是屠夫切肉时用的砍刀。”他说。
“这是意外事故吗？”
“肯定不是。”
“哦，你的意思是有人蓄意伤害你？”
“是的，而且极其凶残。”
“太可怕了。”
我拿海绵为他清洗了伤口，并擦拭干净，然后用脱脂棉布和绷带把伤口包扎好。他自始至终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尽管不时因为疼痛而咬紧牙关。
处理完伤口后，我问他，“您现在感觉还好吗？”
“非常好，您的白兰地和治疗使我精力充沛。我此前还很虚弱，但现在我该去办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了。”
“依我看来，您还是不要再牵扯进这件事中，毫无疑问，这对您是极大的折磨。”
“现在不会了。我要去报警。唉，不瞒您说，如果没有这个伤口，我恐怕他们是不会相信我的。这真是一件离奇的事情，我又没有足够的证据。而且，即使警察相信的话，我也提供不了确切的线索，真不知道他们是否可以为我主持公道。”
“喂，”我叫住他，“如果你真有什么疑难的问题，不妨试试我推荐的这个人。他叫福尔摩斯，是我的朋友。你可以先去找找他。”
“是他？我听说过他，”这位病人回答我，“如果他肯受理我的案子，那我简直太高兴了。但是我还是要报警的。您可以为我引荐一下吗？”
“岂止引荐，我会亲自陪你去的。”
“太谢谢您了！”
“那我们现在就雇马车去吧，或许还来得及和他一起吃早饭呢。您的身体可以吗？”
“没问题，我一定要讲讲我的经历，不吐不快。”
“那好，我的佣人去雇马车，我去去就回。请稍等片刻。”我匆忙跑回卧室，向妻子简单说了说情况。不过五分钟，我就和这位新朋友一起坐着马车直奔贝克街了。
不出所料，福尔摩斯果然正穿着睡衣在起居室里来回踱步，手上拿着《泰晤士报》看着寻人和离婚这些启事，嘴里还叼着他的烟斗。这个烟斗是他早餐前专用的，里面装的都是烘焙干了的前一天剩下的烟草。他亲切地用腌肉和鸡蛋招待了我们，我们大吃了一顿。饭后，他让我的新朋友在沙发里休息，并给他垫了个靠垫，还送上一杯加水白兰地。
“很明显，哈瑟利先生，您的遭遇非常离奇，”他说，“请您自在点，不必拘束。把您的经历告诉我们，如果累了就喝点酒提提神。”
“谢谢，”我的患者说，“其实从这位大夫给我包扎之后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况且您的早餐让这次的治疗达到了圆满的地步。我不希望浪费您的时间，所以我直入主题，现在就请听听我那不同寻常的遭遇吧！”
福尔摩斯还是像往常一样，坐在他的大扶手椅里，用一脸困倦疲惫的神情掩饰着内心的急切和好奇。我和他面对面地坐着，安静地听着我们的客人的讲述。
“首先要告诉您，”他说，“我父母双亡，也没有妻儿，独自住在伦敦。我的职业是水利工程师，曾在格林威治的温纳和马希森公司做了七年的学徒，对这一行业有了相当多的阅历。两年以前，我出师了。后来我的父亲去世了，我继承了一大笔遗产。于是我决定自己当老板，在维多利亚大街租好办公室后就开始了创业。
“我觉得每个只身一人创业的朋友都会认为这是一件单调无聊的事情，尤其是对我来说。两年的时间里，我只接到了三次咨询和一件小工程。而这全部的工作带给我的就是二十七镑十先令。我每天都会在我那小小的办公室里，从上午九点绝望地坐到下午四点。我知道，永远不会有顾客上门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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