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议会(第 2/4 页)

    对这种领袖，我们不必过于苛责。不错，他使我们损失惨重，但他的大部分影响力都来自顺应民意，只是这种民意在殖民地事务上，还无法超越过去的水平。领袖很少超前于民意，他做的一切几乎总是在顺应民意，所以也会助长其中的所有错误。

    引用上文，为的是讨论领袖进行说服的手段。除了他们的声望之外，还包括一些我们多次提到过的因素。领袖若想巧妙地利用这些手段，就必须做到对群体心理了然于胸，即使理性上认识不完全，至少也要无意识地做到。他还必须知道如何对支持自己的人民说话。他尤其应当了解各种词汇、套话和形象的神奇力量。他还应具备特殊的诡辩之才，用言之凿凿的夸张断言代替烦琐的证据，用生动的形象和十分笼统的论证代替推理。在所有集会中都能看到政客应用这种辩术，连最严肃的英国议会也不例外，英国哲学家亨利·詹姆斯·萨姆那·梅因说：

    在下院的争吵中，我们可以不断看到，整个辩论不过是软弱无力的大话和盛怒的个人意见的交锋。这种一般公式对纯粹民主的想象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让一群人接受用惊人之语表达出来的笼统的断言，从来就不是什么难事，即使它从未被证实过，且我们明知永远不可能被证实。

    上文中提到的“惊人之语”，不管说得多严重也不算过分。我们多次谈到词语和套话的特殊力量。我们必须选择能够唤起生动形象的措辞。一位议会领袖的演说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

    我们的监狱坐落于那片热病肆虐的土地，这艘船将驶向那里。在监狱里，关着名声可疑的政客和目无法纪的杀人犯。这两种人如难兄难弟般臭味相投，于是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结成两个帮派相互利用。

    这样唤起的形象极为鲜活，它让演说者的所有对手都觉得，自己正被社会渣滓威胁着。他们的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两幅画：在一片贫病交加的土地上，一艘船正把社会渣滓送到那个地方。倘若让上面提到的议会领导的对手当选，他们就成为定义不明确的可怕政客，被流放到那片热病肆虐的地方。他们体验到的恐惧，与当年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威胁论给国民公会议员的感觉一样。在恐惧的影响下，任何群体都会向演说者投降。

    夸大其词、喋喋不休地重复那些不可能兑现的幸福承诺，永远都是利于领袖的。如上文引用过的演说家的断言一样，这类夸张的言论从来没有被强烈地抗议过。为了打击赞助竞争对手的金融家，演说者可以捏造谎言威胁大众。没有哪个国家的人不讨厌恐怖分子，只要演说者说该金融大腕和僧侣一起暗中资助恐怖分子的袭击活动，那么该金融大腕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他的日子恐怕比那些目无法纪的人好不了多少。这种断言永远有着神奇的力量，无论断言内容多么激烈，也无论声明把威胁渲染得多么可怕，于群体来说都不算过分。要想吓唬住听众，没有比这种辩术更有效的办法。假如有在场的人想反驳这些言论，也会担心被大家当作叛徒或对手的同伙而被攻击。

    如前文所说，在所有集会中最有效的，就是这种特殊的辩论术。危难时刻，它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了。从这个角度看，法国大革命时期各种集会上的大演说家的讲话，读起来都十分合乎这条规律。他们无一例外地先谴责罪恶，弘扬美德，破口大骂暴君或当权者的残忍，打着不自由宁愿死的旗号鼓动众人。而在场的听众，无一例外地被这些套话打动，每当听到这些演说词，都会给演说者以热烈掌声，直到大家都冷静下来后，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偶尔也会出现智力优秀、受过高等教育的领袖，但这些素质通常对他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倘若他想说明某件事情有多么复杂，希望通过琐碎的解释来促进大众对问题的理解，那么，智力就会使他非常能宽容对手和大众的无知，因此导致的结果是：理性会大大削弱他的强硬与粗暴，但这恰是建立信徒信念必须之因。在任何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人民领袖的头脑之狭隘令人瞠目结舌，但偏偏影响力最大的，也是这些头脑褊狭的人。

    一个最好的例子，便是罗伯斯庇尔。他的演说常常自相矛盾，根本令人无法理解，若只看这些演说的发言稿，我们根本不明白，这个大权在握的独裁者何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在他们的攻击和辩护中，采用的观点不过是些小学生的歪理。没有思想，在措辞上也没有变得更让人喜欢，甚至没有切中要害的批判，有的只是令我们生厌的疯狂断言，比如法国教科书的常识和废话、可以糊弄孩子头脑的稀松平常的拉丁文化等，凡读过他们那些枯燥无趣的演讲稿的人，绝不会想看第二遍。即使和蔼可亲的政治家德穆兰，也不免要扼腕长叹：“唉，怎么会有人相信如此荒谬绝伦的言论？”

    极端狭隘的头脑一与强烈信念结合在一起，它就会给一个有声望的人带来至高无上的影响力，其影响之大足以让任何人心惊肉跳。若有人想无视各种障碍，拥有坚定无比的意志力，就必须满足这些最起码的条件。而群体是意志最薄弱的生物，他们会本能地在精力旺盛、信仰坚定的人中寻找主子，他们永远需要领袖。

    由此可见，演说的成功几乎完全依靠演说者的声望，根本不取决于他的证据或推理是否有力。无论某个演说者因为什么原因失去了声望，他同时也失去了一切影响力，失去他用自己的意志影响选民表决的能力。

    若是一个籍籍无名的演说者出场，如果他只有论证，即使演讲稿论证充分，充其量也只能让人听听而已。一位有心理学见识的众议员德索布先生，最近用下面这段话描述了一个缺乏声望的众议员：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演讲稿，神情庄重地走上讲台，煞有介事地摆在自己面前开始发言，很是自信。

    在演讲前，他曾吹嘘能够让听众相信他的理论，他的发言能使听众感到振奋。他对那些数字和证据信心十足，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自己的论证。他坚信自己能够说服听众。在他看来，他引用的证据，任何人都无法反驳。他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的同事会很有眼力，认为同事理所当然地认同他的观点，认同他发现的真理。

    但他开口后才发现，大厅里很不安静，那些听众，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大声喧哗，这些噪声令他十分恼怒，却又发作不得。他不明白，这些人为何不能保持安静呢？为何他们不留意他的发言呢？那些议员竟然无视他的发言，只顾自己私下交流，他们在想些什么？更令人气愤的是，竟然有不少众议员离开了自己的座位。

    他皱着眉头停了下来，脸上掠过一丝惊惶不安的神情，演讲声也小了下去。在议长的鼓励下，他提高了嗓门，加重了语气，还配合了各种手势，但无济于事，听众的噪声越来越大，大得他连自己的话都听不见了，喧闹声变得难以忍受，他只好停了下来，由于担心沉默会被听众呵斥，只得硬着头皮勉强把自己的发言稿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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