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群体的信念和意见的变化范围(第 1/2 页)

    （1）牢固的信念

    生物的解剖学特征和心理特征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对不同时代的某种生物进化解剖研究，会看到一些不易改变或只有轻微改变的因素，它们的改变得以地质年代来计算。除了这些稳定的、不可摧毁的特征之外，也会看到一些极易变化的特征，如畜牧可以增加某些动物的产肉量，园艺技术可以改变植物的开花方式或果实产量等，这些都是很容易就能改变的特征，它们甚至能改变得让观察者看不到原有的基本特征。

    在道德特征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

    一个种族，除有不可变的心理特征外，也有一些可变因素。因此，在研究一个民族的信仰和意见时，在一个牢固的基础结构之上，有无数嫁接在上面的意见，其变化之多比得上岩石上的流沙。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重要而持久的信仰，它们能保持千百年不变，该民族的文明也许就是以它为基础。例如，过去的帝国主义、基督教和新教，当代的民族主义原则、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另一类是一些短暂易变的意见，它们通常是每个时代一些普及学说的产物，随着时代而自生自灭，影响文学艺术的各种理论就是这类意见，它们不过是一池深水的表面不断出现和消失的涟漪，如那些产生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或神秘主义的理论一样。这些意见都是表象的，如同时尚一样多变。

    伟大且普及度较高的信仰数量十分有限，它们的兴衰是每一种文明种族历史上令人瞩目的重大事件，是构成文明的真正基础。

    用一时的意见影响大众的头脑不难，想让一种信仰在其中长久扎根却极为不易。一旦这种信念得到确立，要想根除它也同样困难，只有暴力革命才能对它们进行革新。即使某些信念对人们的头脑已完全失去控制力，也得借助于革命来斩草除根。革命的使命是清理几乎已经被人们抛弃的东西，因为惯性存在，阻碍着人们完全放弃它们。一场革命的开始，就是一种信念的终结。

    关于某种信念开始衰亡的确切时刻，我们很容易就辨认出来。在它的价值开始被质疑时，它的影响力便走向衰退。一切普及的信念不过是一种虚构，它唯一的生存条件就是它不被理性审察。

    不过，即使一种信念已经摇摇欲坠，根据它建立起来的制度仍有相当强大的力量，这使该信念消失得十分缓慢。当信念的余威尽失时，建于其上的一切也会被社会摒弃。迄今为止，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在不准备更新全部文明因素的情况下转变自己的信仰。这个民族会在转变过程中，慢慢接触新的普及观念，直到停下脚步完成这种新信念为止，在此之前，该民族的群体会处在一种无政府状态中。普及性的信念是文明不可缺少的柱石，它们决定着每个民族的思想倾向。只有它们能够激发信仰，形成责任意识入主群体大脑。

    各民族一直清楚获得普及性信念的好处，他们本能地知道，这种信念的消失是民族衰败的信号。罗马人能够征服世界的信念，是他们对罗马的狂热崇拜；当这种信念寿终正寝时，罗马文明也走向没落。至于那些毁灭了罗马文明的野蛮人，只有当他们接受了某种共同信念后团结一致，成为有组织有纪律的群体，摆脱了无政府状态时，才能做到这一点。

    各民族在捍卫自己意见时，态度非常不宽容。显然，事出有因。这种对哲学批判表现出来的不宽容，是一个民族生命中最必要的品质。在中世纪，正是为了寻求或坚持普及性信仰，才有那么多发明创新者被送上火刑柱，即使他们逃脱了殉道，也难免死于绝望。也正是为了捍卫这些信念，世界上才经常上演一幕幕最可怕的悲剧，才有成千上万的人战死沙场或将要死在那里。

    建立普及性信念的道路可谓困难重重，不过，一旦它站稳了脚跟，便长期具有不可征服的力量，无论从哲学上看它多么荒谬，都会进入最清醒的头脑。古代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腓尼基人信奉火神莫洛克，祭拜这东西，得以儿童作为祭品。如此野蛮的宗教神话，在超过1500年的时间里，欧洲各民族竟然一直认为它是不容置疑的。当然，仅是从哲学上看来，它是野蛮的。但就是这个如此野蛮的信仰，却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文明，使人类窥见了大量迷人的梦境和希望，是的，群体只需要梦境和希望，他们并不想知道得更多。

    圣父耶和华竟然因为自己创造出来的动物——人不听话，便进行自我报复，让其儿子耶稣承受可怕的酷刑。长达1000多年，居然一直没人发现这个神话荒谬至极，包括有着过人天赋的人，如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英国物理学家牛顿、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等，居然也没有想到过这类神话的真实性十分可疑。普及性信仰有催眠作用，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事实更典型，也没有任何事情能更确切地表明，我们的理性和智慧有着令人汗颜的局限性。

    一旦新的教条在群体的头脑中扎根，就会成为鼓舞人心的源泉，它由此会发展出各种制度、艺术和生活方式。在这种环境之下，它对人们实行着绝对的控制。实干家一心要让这种普遍接受的信仰变成现实，立法者一心想把它付诸实行，哲学家、艺术家和文人全都醉心于如何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它，除此之外再无他想。

    从基本信念中可以衍生出一些短暂的观念，但它们都带着那些信念赋予它们的印记。无论是埃及文明、中世纪的欧洲文明，还是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文明，都是寥寥几种宗教信仰的产物，这些文明中即使最微不足道的事物，也都留下了它们一眼就能辨认出来的印记。

    因此，幸亏有这些普及性信念，每个时代的人都在一个由相似的传统、意见和习惯组成的基本环境中成长，他们不能摆脱这些东西的桎梏。人的行为首先受他们的信念支配，也受由这些信念形成的习惯支配。这些信念调整着我们生活中最无足轻重的行动，最具独立性的精神的人也摆脱不了它们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支配着人们头脑的暴政，是唯一真正的暴政，因为你无法同它作战。不错，于公元前42年至公元37年在世的古罗马皇帝提比略、中国元朝皇帝成吉思汗和法兰西皇帝拿破仑都是可怕的暴君，但是躺在坟墓深处的摩西、佛祖、耶稣和穆罕默德，却对人类实行着更深刻的专制统治。推翻一个暴君可以秘密策划政变，但要反对牢固的信念，我们又有什么可资利用？在同罗马天主教的暴力对抗中，最终屈服的是法国大革命，尽管群体的同情显然是在它这一边，尽管它采用了像宗教法庭一样无情的破坏手段。人类所知道的唯一真正的暴君，历来就是他们对死人的怀念或他们为自己编织出来的幻想。

    从哲学上论证，普及性的信念往往十分荒谬，但这从来不会成为它们获胜的障碍。如果这些信念缺少了提供某种神奇的荒谬性这一条件，它们也不可能获胜。

    （2）群体意见的多变

    我们阐述了普及性信念的牢固力量，在此基础的表面，还会不断有生生灭灭的意见、观念和思想，它们的寿命都不长，一些意见朝生暮死，即使一些较重要的，也难以延续百年。这些意见的变化总是受某些种族意识的影响。例如，在评价法国政治制度时我们说明，各政党表面上看极为不同——保皇派、激进派、帝国主义者等，但它们都有着一个绝对一致的理想——建立一个集权制法国，这个理想完全是由法兰西民族的精神结构决定的，在另一些民族中，同样的名称，却有着完全相反的理想。无论是为了给那些意见起名称，还是为了欺骗大众，都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人，都深受拉丁文学的熏陶，他们的眼睛只盯着罗马共和国，搬用这个国家的法律、权标、制度，但他们并没有变成罗马人，这是因为，他们处在一个有着强大历史背景的帝国的统治之下。

    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古代的表面变化背后，有什么东西支撑着它们，在这些不断变化的意见中找出受普及性信念和种族特性决定的成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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