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群体的信念和意见的变化范围(第 2/2 页)
如果不做哲学上的检验，人们会以为大众经常随意改变他们的政治或宗教信念。一切历史，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文学的历史，似乎都证明事情就是如此。让我们来看看法国历史上非常短暂的一个时期，即1790到1820年这30年的时间，这也正好是一代人的时间。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最初是保皇派的群体变得十分激进，意图发动革命，后来成为极端的帝国主义者，最后又变成了君主制的支持者。在宗教问题上，他们从天主教倒向无神论，然后倒向自然神论，最后又回到了最坚定的天主教立场。不只是人民群众的观念反复无常，他们的统治者也同样摇摆不定。我们吃惊地发现，国民公会中的一些要人、国王的死敌、既不信上帝也不信主子的人，竟会臣服于拿破仑，成为他恭顺的奴仆，在路易十八的统治下，这些人又手持蜡烛虔诚地走在宗教队伍中间。
在以后的70多年里，大众的意见又发生了无数次变化。19世纪初，“背信弃义的英国佬”，在拿破仑的继承者统治时期，成了法国的盟友。两次被法国侵略的俄国，以满意的心情看着法国倒退，也变成了它的朋友。
在文学、艺术和哲学中，接下来的意见变化更为迅速。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昨天还受着吹捧的艺术家和记者，明天就会被人痛加责骂。
但是，当我们深入分析所有这些表面的变化时，我们发现了什么？一切与民族的普及性信念和情感相关的东西，都没有持久力，逆流不久便又回到了主河道。与种族的任何普及性信念或情感全无关系，从而不可能具有稳定性的意见，只能听任机遇的摆布，或者——假如其说法还有可取之处——会根据周围的环境而发生变化。它们只能是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形成的一种暂时现象。它们匆匆成熟，又匆匆消失，就像海边沙滩上被风吹成的沙丘。
目前，群体中易变的意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昔日的信仰正在日甚一日地失去影响力，因此它们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能够形成当时的短暂意见。普及性信仰的衰落，为一大堆既无历史也无未来的偶然意见提供了场所。
第二个原因是大众的势力在不断增长，这种势力越来越没有制衡力量。我们已了解，群体观念的极其多变，这一特点得以无拘无束地表现出来。
第三个原因是传媒的发展，它们不断地把完全对立的意见带到大众面前。每一种个别的意见所产生的暗示作用，很快就会受到对立意见的暗示作用的破坏。结果是任何意见都难以普及，它们全都成了过眼云烟。今天，一种意见还来不及被足够多的人接受，从而成为普遍意见，便已寿终正寝。
这些不同的原因造成一种世界史上的全新现象，它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点。我这里是指政府在领导舆论上的无能。
就在不久前，政府的措施、少数记者和寥寥几家报纸的影响，就是公众舆论真正的反映者，而今天记者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力，报纸则只反映意见。对于政客来说，他们莫说是引导各种意见，追赶意见还怕来不及。他们害怕意见，有时甚至变成了恐惧，这使他们采取了极不稳定的行动路线。
于是，群体的意见越来越倾向于变成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它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竟然能够迫使国家之间结盟，例如，最近的法俄同盟，就几乎完全是一场大众运动的产物。目前一种奇怪的病症是，人们看到教皇、国王和皇帝也在同意接受采访，仿佛他们也愿意把自己在某个问题上的看法交给大众评判。在政治事务上不可感情用事，过去这样说也许还算正确，但是当政治越来越受到多变的大众冲动的支配，而大众又不受理性的影响，只受情绪支配时，还能再这样说吗？
至于过去引导意见的报业，就像政府一样，它在大众势力面前也变得屈尊俯就。当然，它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然而这不过是因为它只一味反映大众的意见及其不断地变化。报业既然成了仅仅提供信息的部门，它便放弃了让人接受某种观念或学说的努力。它在公众思想的变化中随波逐流，出于竞争的必要，它也只能这样做，因为它害怕失去自己的读者。过去那些稳健而有影响力的报纸，如《宪法报》《论坛报》或《世纪报》，被上一代人当作智慧的传播者，如今它们不是已经消失，就是变成了典型的现代报纸，最有价值的新闻被夹在各种轻松话题、社会见闻和金融谎言之间。如今，没有哪家报纸富裕到能够让它的撰稿人传播自己的意见，因为对于那些只想得到消息，对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所有断言一概表示怀疑的读者，这种意见的价值微乎其微。甚至评论家也不再能有把握地说一本书或一台戏获得了成功。他们能够恶语中伤，但不能提供服务。报馆十分清楚，在形成批评或个人意见上没有任何有用的东西，于是它们便采取压制批评的立场，只限于提一下书名，再添上两三句“捧场的话”。在未来几年的时间里，同样的命运也许会降临到戏剧评论的头上。
今天，密切关注各种意见，已经成为报社和政府的第一要务。它们需要在没有任何中间环节的情况下知道一个事件、一项法案或一次演说造成的效果。这可不是件轻松的任务，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比大众的想法更为多变，今天，也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像大众对他们昨天还赞扬的事情今天便给予痛骂的做法更为常见。
不存在任何引导意见的力量，再加上普及性信仰的毁灭，其最终结果就是对一切秩序都存在着极端分歧的信念，并且使大众对于一切不明确触及他们直接利益的事情，越来越不关心。
过去25年里朝着这个方向演变的速度是惊人的。在这之前的那个时期，虽然与我们相距不算太远，人们的意见还仍然大致存在着一般趋势，它们的产生是因为接受了一些基本的信仰。只根据某人是个君主制的拥护者这一事实，即可断定他持有某些明确的历史观和科学观；只根据某人是共和主义者，便可以说他有着完全相反的观点。
拥护君主制的人十分清楚，人不过是从猴子变过来的，而共和主义者同样十分清楚，人类的祖先就是猴子。拥护君主制的人有责任为王室说话，共和主义者则必须怀着对大革命的崇敬发言。凡是提到一些人名，如罗伯斯庇尔和马拉，语气中必须含有宗教式的虔诚，一些人名，如恺撒大帝、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或法国的拿破仑大帝，在提到时也万万不可不予以猛烈的痛斥。连在法兰西的“索邦”（今巴黎大学）的人，也大多以这种幼稚方式理解历史。
从这个角度看，法国官方任命的历史教授写下的一些东西是非常令人不解的。它们证明了在法国的大学教育多么缺乏批判精神。《法国大革命》一书所言甚是：攻占巴士底狱不但是法国历史，也是整个历史上的一件登峰造极的事，它开创了世界史的新纪元。而罗伯斯庇尔，他的独裁更多的是建立在舆论、说服力和道德威信上，这是一种掌握在高尚者手里的教皇权力。
目前，由于讨论和分析的缘故，一切意见都失去了名望。它们的特征很快退化，持续的时间短得很难唤起我们的热情。现代人日益变得麻木不仁。
对于理念的衰退不必过于悲伤。无可争辩，这是一个民族生命衰败的征兆。当然，伟大的人、具备超凡眼光的人、使徒和民众领袖——总之，那些真诚的、有强烈信念的人——与专事否定、批判的人或麻木不仁的人相比，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不过我们切莫忘记，由于目前大众拥有庞大的势力，所以，如果有一种意见赢得了足够的声望，使自己能够得到普遍接受，那么它很快便会拥有强大的专制权力，使一切事情全要屈服于它，自由讨论的时代便会长久地消失。大众偶尔是个步态悠闲的主人，就像赫利奥加巴勒和梯比留斯一样，但他们也是狂暴而反复无常的。当一种文明让大众占了上风时，它便几乎没有多少机会再延续下去了。如果说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推迟自身的毁灭的话，那就是极不稳定的大众意见，以及他们对一切普及性信仰的麻木不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