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现代史 3(第 3/4 页)

    2.对朝鲜实行“四国托管”。

    这是由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来的。

    他主张由美、中、苏三国对朝鲜实行为期30年的托管，以培养朝鲜自主能力。

    苏联主张托管国为四国，加上英国，但托管年限要缩短。

    对此盟国在雅尔塔会议期间达成协议，但此后大国间未对托管具体实施办法进行协商。

    何谓纽伦堡审判？

    纽伦堡审判是1945年11月20日到1946年10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德国纽伦堡举行的国际战争犯罪审判。

    23名被同盟国认定为“主要战争犯”中的21人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其中包括前纳粹元帅赫尔曼·戈林、希特勒副手鲁道夫·赫斯、希特勒的秘书马丁·波曼及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的时间距离二战结束只有短短的6个月。

    当时的德国，纳粹虽已战败，但民众尚未从数十年的精神管制和理论荼毒中清醒过来；许多党卫军死硬分子虽然消失在人海中，但仍蠢蠢欲动，企图伺机东山再起；纳粹的精神遗毒仍闪烁在德国儿童不服输的眼神中，隐藏在一些德国民众的内心深处，或者披上民族主义的外衣；一些普通的德国士兵认为，自己虽然参与了战争，但只是作为一名德国公民履行自己保卫祖国的义务而已，不是犯罪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再也没有什么比审判、比法庭证据展示、法庭辩论和判决更能挖掘历史的真相了。

    1945年11月20日上午10时不到，3组辩护律师相继走出电梯，鱼贯而入600号房间——纽伦堡审判现场，一个精心准备的国际法庭。

    审判席上，4位来自不同战胜国的法官端坐在那里。

    前苏联的法官身穿褐色戎装，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法官都是身穿黑色长袍。

    法庭内，厚重的灰色丝绒窗帘垂下来，遮住了纽伦堡深秋的天际，一排排的木头长凳被漆成了深木色。

    这个法庭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的气氛，正如杰克逊法官所描述的，是“忧郁的庄严”。

    经过218天的持续审判，最终有18个纳粹分子被判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其中11人被判处死刑。

    对德国来说，纽伦堡审判是黑暗历史的结束，也是同纳粹的过去划清界线的开始。

    德意志民族从此开始了对历史的反省。

    东京审判取得了怎样的成果？

    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在日本东京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同时颁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其内容与英、美、苏、法4国在伦敦签署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基本相同。

    中国委派法学家梅汝璈为法官。

    由11国检察官组成的委员会于1946年4月29日向法庭提出起诉书。

    被告28人，除松冈洋右等3人已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外，实际受审25人。

    起诉书控告被告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

    审讯自1946年5月3日开始。

    1948年11月12日，法庭宣布判处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木村兵太郎7人绞刑，木户幸一等16人判处无期徒刑，东乡茂德判处20年徒刑，重光葵判处7年徒刑。

    7人绞刑于1948年12月23日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

    自1950年起美国不顾世界舆论的反对，将判刑的首要战犯陆续释放出狱。

    这次审判并不能代表所有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意志。

    但确认侵略战争为国际法上的犯罪，策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侵略战争者列为甲级战犯，是对国际法战犯概念的重大发展。

    谁被尊为印度国父？

    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1869—1948），人称圣雄甘地，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和国大党领袖。

    他是印度的国父。

    他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增强了印度人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通过非暴力不合作，甘地使印度摆脱了英国的统治。

    激发了其他殖民地的人民起来为他们的独立而奋斗。

    最终大英帝国分崩离析了，取而代之的是英联邦。

    甘地经常说他的价值观很简单，那就是：真理、非暴力。

    甘地认为，所有宗教本质上是统一的。

    甘地这一所有宗教本质上统一的思想，是他对世界宗教进行认真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

    他说：“事实是，宗教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区别。

    如果你探索表面，到了底部，你会发现它们具有同一基础。”

    他打比方说，所有宗教就像不同的河流，最终汇合于同一海洋：“河流有许许多多，彼此不同，但是它们汇流于同一海洋。

    同样，宗教也有许许多多，但是，所有宗教的真正目的是相同的。

    因此，如果我们关注目的，便会发现各个宗教之间没有区别。”

    也就是说，所有宗教具有同一基础和目的。

    甘地这里所说的宗教的同一基础和目的是指道德。

    甘地的宗教是以道德为核心的道德宗教或伦理宗教。

    他主张，道德是宗教的核心和基础，宗教和道德彼此相关，相互依存。

    就他本人来说：“道德、伦理和宗教是相互转换的同义词。

    道德生活不触及宗教，犹如建筑在沙堆上的城堡。”

    谁是现代大众理论的先驱？

    奥尔特加·加塞特（1883—1955），西班牙著名思想家，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知识贵族与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现代大众社会理论的先驱，加缪誉之为“尼采以后欧洲最伟大的作家”。

    著有《我们时代的主题》、《大众的反叛》、《什么是哲学》等，他的哲学思想以及对于文学艺术的论述，在西班牙乃至西方世界具有重要影响。

    《大众的反叛》是奥尔特加最负盛名的代表作，通过对“大众”及其反叛心理的剖析，他对西方文化的危机以及现代社会的病理现象做出了诊断。

    该书出版后不久，《大西洋月刊》即评论说：“奥尔特加的《大众的反叛》之于20世纪，一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之于18世纪，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之于19世纪。”

    谁发现了“会跳舞的基因”？

    巴巴拉·麦克林托克是美国遗传学家，1902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1923年在康乃尔大学农学院获理学学士学位，1927年获植物学博士学位。

    而后，麦克林托克主要从事玉米遗传学的研究，在玉米中发现了“会跳舞的基因”。

    她一生未婚，但对玉米可以说是情有独钟。

    有关玉米染色体遗传变异的许多重大发现（如易位、倒位、缺失、环状染色体、双着丝粒染色体、断裂—融合—桥周期和核仁组织区功能等）都与她有关，她还成功地阐明了脉孢菌减数分裂的全过程。

    可以说，她以玉米遗传学的研究成果推动和促进了细胞遗传学这一遗传学分支学科的建立。

    但是，真正使她名垂科学史册的却是她在玉米中对可移动基因——转座基因（俗称“会跳舞的基因”）的研究。

    基因在染色体上呈现线性排列，基因与基因之间的距离非常稳定。

    常规的交换和重组只发生在等位基因之间，并不扰乱这种距离。

    在显微镜下可见的、发生频率非常稀少的染色体倒位和相互易位等畸变才会改变基因的位置。

    可是，麦克林托克竟然发现单个的基因会跳起舞来：从染色体的一个位置跳到另一个位置，甚至从一条染色体跳到另一条染色体上。

    麦克林托克称这种能跳动的基因为“转座因子”（目前通称“转座子”）。

    尽管“转座基因”的概念她在1938年就已提出，但是这一调控系统却是她从1944年至1950年整整花了6年时间才完全弄清楚的。

    麦克林托克理论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她发现能跳动的控制因子，可以调控玉米籽粒颜色基因的活动，这是生物学史上首次提出的基因调控模型，对后来莫诺和雅可布等提出操纵子学说提供了启发。

    转座因子的跳动和作用控制着结构基因的活动，造成不同的细胞内基因活性状态的差异，有可能为发育和分化研究提供新线索，说不定癌细胞的产生也与转座因子有关。

    转座因子能够从一段染色体中跑出来，再嵌入到另一段染色体中去，现代的dna重组和基因工程技术也从这里得到过启发。

    转座子的确是在内切酶的作用下，从一段染色体上被切下来，然后在连接酶的作用下再嵌入到另一切口中去的。

    谁成功研制了第一架直升机？

    1919年，世界上公认的第一架重型轰炸机“伊里亚·穆罗梅茨”号的发明者西科斯基移居美国。

    1928年他加入了美国国籍，并于次年组建了西科斯基飞机公司，开始研制水上飞机，先后交付了s—38、s—40、s—42和s—44等型号，其中s—44曾创下了飞越大西洋的最快纪录──14小时17分钟。

    在创造了无数辉煌之后，西科斯基决定把精力投入到对直升机的研制中。

    不到3年时间，他解决了直升机最大的难题──直升机有在空中打转儿的毛病。

    他巧妙地在机尾装了一副垂直旋转的抗反作用力的小型旋翼──尾桨，终于使直升机飞上了天空。

    1939年9月14日，西科斯基身穿黑色西服，头戴鸭舌帽，爬进座舱，轻松地把一架型号为vs—300的直升机升到空中，高约二三米，平稳地悬停了10秒钟之久，然后轻巧地降落地面。

    这在航空史上是崭新的一章，意味着世界上第一架真正的直升机升上了天空。

    经反复试飞，西科斯基发现vs—300具有良好的操纵性能。

    1940年底，美国陆军决定大量购买vs—300的改进型vs—316，军队编号为r—4。

    1972年10月26日，西科斯基在美国康涅狄格州伊顿市逝世，终年84岁。

    他传奇般的一生正如他所说过的一句话：“人类征服天空发明飞行器是最令人引为自豪的伟大成就，而这成就起源于人类的一个梦想。

    这个梦想让人想象，最后通过人得以实现。”

    你知道喜剧大师卓别林吗？

    1889年4月16日，卓别林诞生在英国伦敦的一个贫民区。

    他的父母都是喜剧演员，经常在伦敦的游艺场里演出。

    后来父母离异，母亲带着他和比他大四岁的哥哥，生活十分贫苦。

    由于过度劳累，母亲染上了喉炎，卓别林5岁那年，母亲在一次演唱时，由于嗓音过于微弱，被观众哄下了舞台。

    管事的灵机一动，让卓别林代替母亲演出，卓别林故意用沙哑的嗓子学妈妈唱歌，没想到观众竟大为欣赏，报以热烈的掌声。

    生性活泼好动的卓别林，一直向往当一名真正的演员，他曾随一个闯荡江湖的戏班巡回演出，还曾在一个马戏团里当过一阵子杂技演员。

    1907年，卓别林终于被伦敦专演滑稽哑剧的卡尔诺剧团录用，他刻苦训练，精益求精，把杂技、戏法、舞蹈、插科打诨、令人发笑的忧郁和让人流泪的笑巧妙而自然地融为一体，初步形成了他后来的那种独特的哑剧风格，几年过去，卓别林成了卡尔诺剧团的台柱，获准到法国和美国等地演出。

    1913年底，好莱坞的启斯东制片公司看中了卓别林，和他订了一年的合同。

    卓别林为启斯东公司拍摄了35个短片，从《赛车记》开始，卓别林那有名的化妆——圆顶帽、小胡子、灯笼裤、大皮鞋和文明棍就陆续出现在银幕上了。

    卓别林对此曾经解释说，小胡子是虚荣心的象征；瘦小的外衣和肥大的裤子是一系列可笑行为和笨拙举止的写照；而手杖呢，不但是纨绔子弟的标记，而且可以用它勾住别人的腿或肩膀，增加喜剧效果。

    1925年，卓别林完成了轰动一时的长片《淘金记》，描写19世纪末美国发生的淘金狂潮。

    《淘金记》在卓别林的艺术生涯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既是他早期作品的总结，又为他以后更成熟的作品奠定了基础。

    20世纪30—50年代，是卓别林喜剧创作的高峰，他先后创作了《城市之光》（1931）、《摩登时代》（1936）、《大独裁者》（1940）和《舞台生涯》（1952）等优秀作品。

    在《城市之光》和《摩登时代》里，他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和劳动人民遭受的苦难；在《大独裁者》里，他把矛头直接指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舞台生涯》里，他进行了严肃的人生探索，表现了对未来的希望。

    1966年，77岁高龄的卓别林拍摄了最后一部影片《香港女伯爵》，之后便与爱妻奥娜一起，隐居在瑞士风景秀丽的维薇安，直到1977年辞世。

    谁被称为“原子核之父”？

    被称为“原子核之父”的英国科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1871—1939），是开辟科学新时代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1899年，28岁的卢瑟福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钍”和新型放射线；1902年他又发现一种原子可以蜕变为另一种原子，否定了原子永远不变的旧观念，荣获1908年诺贝尔化学奖。

    1911年，卢瑟福根据α粒子的散射实验（被称为卢瑟福实验），提出了一个类似太阳系结构的原子模型；原子中央是一个带有正电荷的硬核，所有带负电的电子围绕着这个硬核旋转，就像行星绕着太阳转一样。

    这一理论极大地推动了对原子结构的认识，为后来深入探讨原子结构奠定了基础。

    1919年，卢瑟福用放射性元素钋的α粒子轰击氮原子，获得了氮的同位素，第一次实现了元素的人工嬗变。

    1920年，他还预言中子的存在，认为原子核内部存在某些不带电的粒子，很容易打入原子核内，或者和原子核结合起来，或者在它的强大场内蜕变。

    12年后，这种中子果然被人们发现，成为轰击原子核的最佳“炮弹”，为原子核链式反应、释放原子能提供了条件。

    卢瑟福不仅在科学上作出了重大贡献，还培养了11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世界上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导师。

    何谓“哥本哈根精神”？

    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亨利克·大卫·玻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1885—1962）出生在哥本哈根大学，从小跟着当教授的爸爸参加每周一次的家庭式学术沙龙，练出一身“反骨”。

    7岁上小学时，他就敢公然指出教材和教师的差错。

    博士毕业后去英国进修，第一次见导师，他带去了自己一篇批评导师的论文，而且操着极不熟练的英语把论文讲解了一通，结果此后再没有得到过人家的好脸色。

    所幸后来他在一次聚餐中认识了卢瑟福，继而跟随卢瑟福到了曼彻斯特，人生由此发生了转变。

    等到玻尔27岁受聘于哥本哈根大学，31岁成为教授，32岁当选丹麦科学院院士，37岁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后，他将自己那种“自由思考和讨论，高度的智力活动，快乐而大胆的科学涉险精神”转化为著名的“哥本哈根精神”。

    1921年，他婉拒了卢瑟福“在曼彻斯特建立现代物理研究中心”的高薪邀请，创建了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学研究所，并领导这一世界性的科学中心40年，因为他“立志帮助自己的国家发展自己的物理学研究”。

    在玻尔周围团结了一大批性格鲜明、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如以尖酸刻薄著称的泡利，讲起笑话来满嘴跑火车的朗道，把画漫画和写打油诗当主业、物理研究当副业的珈莫夫，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奖。

    在丹麦这个小国形成的哥本哈根学派，很快成为全世界量子力学的学术中坚和物理学界的朝拜对象。

    玻尔自称“从来不怕在别人面前显露我的愚蠢”。

    玻尔的声望达到这样的程度：他与爱因斯坦齐名。

    给玻尔写信或拜访他不需要地址，到了哥本哈根，邮差或司机自然知道他的住处。

    他1922年应邀赴德国讲学的活动甚至能形成“玻尔节”。

    而就在那次“玻尔节”中，20岁的大学生海森堡对玻尔的学说提出了强烈的质疑，玻尔在约他散步并深入长谈后坦陈了自己的疏漏，并邀他前往哥本哈根作研究。

    海森堡后来回忆说：“我真正的科学生涯是从那次散步开始的。”

    而玻尔却得意地说，他去德国讲学的最大收获是海森堡和泡利。

    谁被称为“世界杯之父”？

    国际足球协会联合会（简称国际足联）于1904年5月21日在巴黎成立。

    成立之初，只有7个成员：法国、比利时、丹麦、荷兰、西班牙、瑞典、瑞士。

    1910年，南非作为第一个非欧洲成员国加入国际足联，推动了国际足联的发展。

    1921年3月1日，48岁的雷米特当选为国际足联第三任主席，他在任期内做了两件事：其一，雷米特凭借出众的外交能力，壮大了国际足联的规模，1954年他卸任时，fifa的成员协会已从20个发展为85个，特别是1946年，雷米特争取到了英伦三岛四个足协（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的加入，作为现代足球的发源地，这四个足协至今仍拥有独立参加世界杯的资格。

    其二，雷米特创立了世界杯大赛。

    为此，雷米特得到了“世界杯之父”的称号，最初的世界杯奖杯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1930年7月18日，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揭幕，最后东道国巴拉圭赢得了“世界杯”足球赛史上的第一个冠军。

    1956年10月16日，雷米特在巴黎去世，享年83岁。

    何谓种族隔离制度？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是对白人与非白人（包括黑人、印度人、马来人及其他混血种族）进行分隔，并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给予差别待遇的一种制度。

    1948年被以法律方式固定下来，直到1994年废止。

    南非的种族隔离法律以四种人为分类：白人、有色人种、印度人与黑人。

    其中日本人与华人被视为与白人同等级。

    其内容如下：

    原住民土地法与“家园政策”——1971年开始将居多数的黑人移居到南非共和国13%的边陲地带的十个“国”并给予自治权，目标是使其独立；移居的这些“国”的黑人会失去南非共和国的公民身份。

    但是这些“国”中白人仍然居有政治经济的优越地位。

    而且南非共和国从1976年到1981年扶植温达、希斯凯、川斯凯与波布纳等四个“国”独立，但都没有被国际所承认。

    集团地区法——以人种作为居住地区的限制；

    混种婚姻禁止法——禁止人种不同的男女结婚；

    背德法——对于恋爱行为的限制与惩罚；

    其他在医疗、宗教、就职等方面都作出相当的限制。

    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不但引发国内的反弹与抗争，更引发国际社会的攻击与经济制裁；1989年戴克拉克担任南非总统后，便释放反对种族隔离政策而入狱的曼德拉，并于1990年解除戒严；1991年南非共和国废止人口登记法、原住民土地法与集团地区法，在法律上取消了种族隔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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