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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喜迎横财神(第 2/4 页)

    汴河挂玉带,两岸红袖招,充斥这里的青楼也七七八八的重开门迎,二楼的姑娘们,一个个花枝招展,门前狎司招呼着客人,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

    何止商女不知亡国恨,满街的文士才子也让人看着不舒服。主要是装束,有些挑战李慢侯被后世影视作品灌输的视觉,尽管作为历史学术出身,李慢侯知道影视剧里多牵强附会,可久而久之已经成为习惯。如果满街出现的文人才子,一个个羽扇纶巾,他一点都不意外,可现在一个个头上插朵鲜花,让人看着很刺眼。

    宋代男子喜欢带花,李慢侯是知道的,亲眼见到有些扎眼。倒是习以为常的,文人手持折扇的风雅姿态,没有见到。北宋已经出现了折扇,但还不盛行,也不普遍。关于折扇的起源,有种说法就认为起源于宋代,但又有认为起源于日本的。因为日本保有历史最久的一件实物,中国也有一些相关记载,比如日本僧侣嘉因北宋初年觐见宋太宗,献日本桧扇等。

    一直到明代,中国跟日本之间的贸易清单中,倭扇都是日本能够输出的为数不多的手工艺品之一。但到了清代,中国生产的扇子,从质量和数量上,都已经远远超过日本。广州一带生产的折扇,用玉雕、楠木、象牙等珍贵材料做骨架,远销欧洲诸国。

    李慢侯倾向于折扇这种形式的扇子是日本人发明的,他相信证据和逻辑,证据上,日本人有最早的实物,逻辑上,假如折扇起源于中国传入日本,在古代,日本人基本上不可能有能力向中国转而出口折扇,因为中国数量庞大且技艺高超的工匠,不可能让日本人在一项学自中国的技艺上超越自己,反倒是折扇传进中国后,很快中国工匠的技术就超过了日本。

    李慢侯也没有那种偏执的民族情绪,凡事都要争第一,而盲目的不肯相信事实。当然,假如有朝一日中国出土了更早的实物,他肯定也支持起源于中国说。他只是追求真相,日本连文字都是中国传入的,跟日本争某一样物品的发明权,其实没什么意思。

    李慢侯反倒是对折扇传入中国后的用途颇有一些兴趣,因为折扇在中国,都是一些文人在用,因此有时候被称作文士扇,可折扇在日本其实开始是艺伎表演的道具。在中国,类似艺伎的青楼歌女们,其实也用扇子,用的是中国本土的团扇,低端的以竹丝为骨,高档的用象牙做骨,蒙以丝绸绢帛,绣上精美图案,同样是一种表演的用具。

    李慢侯觉得,这种女性用具被文人带偏的现象,大概反应了一种宋代之后文人精神走向内敛和阴柔现象,这种现象在许多其他行为上都有表现。比如开始欣赏纤柔、女子开始以瘦弱为美,缠脚开始普及等等。

    在文明熏陶下,精英阶层开始柔化,这并不是一种退化,不止中国,国外亦然。最早的高跟鞋流行是在法国文化最繁盛时期,路易十四皇帝开始穿高跟鞋。有些专家据此认定,高跟鞋是法国皇帝发明的,这其实是谬误。高跟鞋最早出现在波斯,也是男人穿的,不过不是为了好看,而是波斯的骑兵为了踩踏马镫更稳,而专门制作的马靴。传入欧洲后,就被法国人演绎成了用来取宠的玩意,从激烈的阳刚,转入内敛的柔美。

    同时期法国女人崇尚勒死人的细腰,许多人甚至因为束腰太紧而无法进食和呼吸乃至憋死,这也是一种病态审美。

    心里胡思乱想着,李慢侯很快就过了蔡京府前得金梁桥,接着很快走进了内城。金兵退走后不就,开封就解除了戒严,在城市管理上,北宋比唐朝要宽松很多,尤其是宋徽宗时期更为宽松,也是这种宽松,带来了发达的商业同时,诞生出繁盛的市井文化。

    继续沿着汴河走着,两岸商铺大多开业,青楼十家中开了七八家已经让李慢侯惊叹,但酒楼十家中开了十家,恢复的显然更快,食色,果然食在前,色在后。当然跟青楼遭遇打击更大也有关系,毕竟除了青楼外,其他行业包括酒楼,没有一个被官方直接打击。

    李慢侯的目的不是逛青楼,也不是逛酒楼,进了内城,走了一刻钟左右,走到了一座桥前,跟其他桥梁不同,这座桥修的格外气派。用料坚固,全是石料打磨铺设,桥面下还用石柱做拱,桥面平直,十分宽阔,并排可走四辆马车。

    此桥人称州桥,官名叫做天汉桥,正对大内御街,皇宫和内城官邸要员出城,都从这座桥南下出南熏门,因此才如此气派。

    没有上桥,直接转向南边御街,御街可以说是城内少有的,可以跟汴河两岸相比的繁盛街区。街道两旁的商铺同样紧密,而且更大,更豪奢。因为这里经营的,多跟权贵有关。不但买卖人背后往往有朝中权贵支撑,经营的物品,往往也不是面向普通百姓,而是以权贵为客户。这正是李慢侯来这里的原因。

    他瞧着一家商铺,门前两根柱子上,各悬挂着两张竖匾,一张上写着“成造金银首饰”,另一张上写着“酒器俱全”字样,这是一家金银器具铺子。

    唐宋时期中国最大的产银地其实在南方,江西德兴银矿,浙江衢州银矿规模都很大。李慢侯从水下打捞起来的财物中,就有不少金银器,普通人家是用不着的,因此只能在金银铺这种铺子里出售。

    进了铺子,掌柜的热情招呼,询问需求。可铺子货架上空空荡荡,显然皇帝搜刮金银的时候,这个铺子也未能幸免,能重新开张,就已经不容易了。一听李慢侯不是来购货,而是希望出售一批金银器,掌柜的更加高兴。

    汴梁城内的金银,几乎全都被搜刮殆尽,被金兵带去了辽东。这种贵金属,是不可能凭空变出来的,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开封都会面临金银极度短缺的现状,从外地传入需要一个时间,而且也未必能够填补这个空缺,因为作为首都,达官贵人聚集之地,本来天下金银大半都储藏在汴梁城,汴梁城金银空了,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全国金银都空了。

    但需求却没有消失,甚至因为某种特殊原因,相反短期内需求是大大增加了的。金银这种贵金属,尽管在北宋也已经开始具备货币的意义,但更多的用途还是实物,作为达官贵人乃至宫廷用具的材料。可是因为战争关系,连皇家宗庙里历代皇帝塑身的金箔都刮下来了,达官贵人家也几乎没有了金银。这就是需求!

    对于权贵来说,只要权力还在,购买力就不是问题。因为有的是人想方设法满足他们的需求,根本不需要他们花钱。

    这段时间,跟民间逐渐顺着自然规律恢复不同,朝局十分动荡。金兵退走后,随着盛夏到来,出身辽东的金兵全都撤到了北方,黄河以北大量州府直接被他们抛弃,随后打着护送金兵出境名义的宋军迅速接收这些城池,回过头来宣城收复。这些假象,迷惑了北宋朝廷上那些极富浪漫主义精神的文官,让他们错以为金兵不过如此,主战的声音声喧尘上,一个比一个主战,生怕错失了良机。

    宋钦宗在这种氛围中,也再次变得极为乐观,不断催促进兵的同时,开始重新重用主战派。借着这股氛围,主战派再次掀起了对主和派的政治排挤。主和派的首脑李邦彦都被他们挤出了京城,贬到了地方做官。

    李邦彦可是宰相啊,就这么被罢免。在李邦彦之前,张邦昌也是如此,吴敏同样如此,白时中也是如此,短短几个月间,随着宋钦宗自己在主和主战之间摇摆不定,宰相先后被他撤换了四五个,赶得上他爹宋徽宗执政二十年来换的宰相了,毕竟宋徽宗主要就用了蔡京一个人,执政长达十七年。

    宰相这样的重臣权位都在快速变化,可见朝局动荡的激烈程度。动荡,意味着空间,朝堂上出现了大量空缺,这些空缺都流着诱人的蜜糖香味,吸引着一干权贵舍身忘命,他们能不动心,能不勾连,能不攀附?这些都需要送礼,金银显然是紧缺物之一,不管是作为直接的贿款还是金银器皿都很合适。

    动荡的另一方面是恐慌,主战派自然喜不自胜,现在都在积极进取,可遭受打击的一方却惶惶不安,宰相说罢免就罢免了,自己的位置也是风雨飘摇,为了保住权位,能不积极运作?

    留在汴梁城的这些官员,不管主和还是主战,毕竟也算是有苦劳的,还有一部分人,此时就不仅仅是恐慌了,而是恐惧。那批正月随着宋徽宗逃出开封,又在三月随着金兵退走,被宋钦宗一一召回京师的权贵,此时一个个担惊受怕,惶恐不可终日。

    这些人中,以蔡京、童贯为首,已经彻底翻不了身。一方面,他们仓皇出逃期间,就已经被定为六贼,无论主和还是主战派,对他们都嗤之以鼻。另一方面,他们还卷进了皇权斗争中。比如童贯,当他从太原逃回开封后,对军事一无所知的宋钦宗恳求他留下来抗敌,但他选择了宋徽宗,护着老皇帝逃跑。现在表面上看,小皇帝不但没有被金兵抓走,而且打退了金兵的进攻,彻底掌握了权力,此时童贯这些人能不惊恐?

    不管是图谋进取的新兴势力,还是试图维持的既得势力,或是力求脱罪的逃跑权贵,都有很大的送礼需要。

    尤其是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为代表的六贼势力,他们不但有罪,关键是很有钱。逃出京师之前,他们一个个都长期在宋徽宗时期权倾一方,就连其中攀附蔡京的朱勔,在江南都聚敛了三十万亩良田,各种财富更是不可计数,其他人也不遑多让。

    这些人因宋徽宗而富贵,现在也随着宋徽宗而失势,并且绝无翻身的可能。在李纲、吴敏的维护下,蔡京接连被贬,而且始终有御史弹劾,认为处置太过宽宥。可以想象,童贯这样的没有党羽保护的宦官,朱勔这样的佞臣,命运更加堪忧。贬官倒不算什么,他们基本上也不可能继续做官,关键是一旦获罪,他们庞大的家财势必被抄家。家人甚至流放、充军,发卖教坊司为娼。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是不会吝惜洒下大把银子脱罪的。恰好因为他们在围城前就逃了出去,带走了大量能够带走的钱财,当这些人将幸存的,聚敛几十年得来的巨额财富拿来送礼的时候,金银器皿的价格暴涨也就自然而然了。

    这些情况并不是金银铺掌柜告诉李慢侯的,而是李慢侯凭借自己的经验判断出来的,老板恨不得贬低金银的预期价格,好让李慢侯尽快高价处理给他呢。

    李慢侯跟掌柜的商定了一番,然后走出了铺子。接连走遍了整条街的金银铺,得到的消息都差不多,价格也了解的差不多,金银价格比围城前暴涨了十倍左右。过去一两黄金折合十二两白银左右,现在一两黄金涨到了三十两白银,过去一两白银兑换一千两百铜钱左右,现在则能换到一万钱左右。

    李慢侯之后几乎以扫荡的态势,挨家挨户走遍这些面向权贵的奢侈品店铺,贩卖金珠玉器的珍玩店也是关注的重点,得到的信息比李慢侯想的还好。

    送礼送金银本就粗俗,文人士大夫的喜好更加雅致,古器珍玩美玉才是最爱。这些物件儿,同样在战争中饱受毁弃。只要是金兵统帅肯接受的,宋钦宗全都搜刮了送去,皇宫的各种用具都扫荡一空,乃至宋钦宗一度无法在大殿上进食,因为没了相关器皿。宋徽宗奢侈一生搜集起来的那些奇珍异宝,只要金兵肯要,也都从各个园林中搜刮了去。可以想象,这些东西金兵统帅不可能给出什么高价。名义上金兵带走了两千万两白银,八十万两黄金的各种物品,实际价值可能远不止这点。

    战争暂时结束了,这些东西都得重置。皇帝得有基本的体面,新兴的各大权贵,也必然要效仿前辈搜刮一番。所以奇珍异宝这段时间,价格比金银更夸张,因为这些物件,比金银其实更具有礼品性质。

    同样跟各大古玩铺的掌柜、东家商定了一番后,李慢侯转身往北再次走到汴河上,沿着河岸往东,一路走到了东水门。

    东水门是汴河从东南进入开封的必经之地,来来往往无数漕船,从南方运送海量的物资经这里进入开封城,因此这里的交易十分密集,尤其是大宗商品交易在这里最为活跃,催生了一些特殊的行业。

    沿着城门墙下,有一排鳞次栉比的屋舍,最靠近城门处,有一间屋子,正面敞开,里边一张几案,一个穿着长衫,头戴官帽的中年端坐几案后面,此时竟然还有官员竟坐于其中?

    李慢侯颇有些意外,不过抬头看着敞开的水门也就释然了。北宋城虽然没有被攻破,可是北宋朝廷的举措,可能比金兵亲自搜刮都更加高效,因此这段时间开封城内物价高昂,外地船队玩命的挤进开封,朝廷官员或者有利益掺杂其间,或者为了维持市面稳定,恢复正常生活,加上北方不断传来胜利的消息,以及催问军饷的奏折,朝臣和皇帝才允许城门日夜不闭,一方面可以输入更多的物产平抑物价,另一方面可以收取更多的税收充作军费。

    所以这个官员是一个税官,但李慢侯看着官员那漫不经心的神情,很怀疑他真的拥有收税的基本技能。有两个胥吏模样的小吏,不时将一份份文件送到官员面前,官员匆匆扫过,点头盖印,就算是做完了工作。其他诸如货物点算,都是做实际工作的胥吏跟商人接触,这个官员并不插手,倒也应了他的官名:官监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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