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三十六章 历史的天空(第 4/4 页)

    文帝三年，刘长进京朝见，伺机杀了辟阳侯。之后，刘长来到文帝宫门前请罪道：“臣母不应因谋反判罪，而辟阳侯也没有为臣母争取保全，为罪一……吕后封吕氏族人为王，危害刘氏江山，辟阳侯没有劝谏，为罪三。”“臣谨为天下诛贼臣辟阳侯，报母之仇，谨伏阙下请罪。”文帝“伤其志，为亲故，弗治，赦厉王。”

    刘长杀辟阳侯，一曰为母报仇，是“尽孝”，二曰为国诛贼，是“尽忠”，文帝赦免他也在情理之中。复仇行为冠以“忠孝”之名，已不单单是单纯的私力行为了，而是上升到某种道德层面。在极力推崇“重孝”、“重义”等儒派思想的汉王朝，复仇行为具有了某种道义感和使命感，类似刘长的复仇行为，在民间也十分多见。

    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董仲舒创立了“春秋决狱”的判案模式，主张以礼入法、“原心定罪”，复仇所体现出的孝义观与儒家道德标准得以对接，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两汉复仇之风的盛行。而汉代复仇有别于先秦的特点在于，在儒家“忠孝当先”思想的引导和灌输下，“百无一用”的文弱书生在复仇者也中占据一定比例。今明确可知的由儒生参与的东汉复仇事件达15例，占东汉已知复仇事件总数的17.6%。

    唐：礼法合流

    唐朝是中国古代的鼎盛时期，主张“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统治观念，实行礼法合流。

    据《旧唐书》记载，开元十九年，嵩州都督张审素遭人诬告贪赃枉法，玄宗疑之，便派监察御史杨汪前去审查。张审素的下属被牵连，昭雪心切，于是杀了诬告张审素的人，还劫持了杨汪，要挟他上奏皇帝还张审素清白。杨汪被救后当然是心有余悸，上奏称张审素谋反。张审素被处斩，他的两个儿子张瑝、张琇因年幼，被流徒岭南。

    后来，兄弟二人伺机逃回洛阳，隐匿市井。这时杨汪已经改名万顷，官殿中侍御史。开元二十三年，张瑝张琇截击万顷，将其杀死，当时张瑝十三岁，张绣只有十一岁。随后，二人写了一副报仇状，挂在斧头上，奔赴江南，欲杀与万顷共同谋陷害他们父亲的人。行至汜水（今山东曹县北），官府获之，上报朝廷。

    当时，民众都很同情二人，认为他们年纪虽幼小，却能为父报仇，十分孝烈，希望他们能得到宽恕。宰相张九龄也认为兄弟二人应当被赦免，并劝说玄宗宽恕他们。然而裴耀卿、李林甫却坚持认为“国法不可纵报仇”，玄宗也认为：“复仇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居存。孝子之情，义不顾命，国家设法，焉得容此！杀之成复仇之志，赦之亏格律之条。”于是下令处决了瑝、琇二人。兄弟二人之死，引得民间十分痛惜，百姓纷纷为其修冢，悼念二人。

    与张绣兄弟复仇案类似的还有武则天时期的徐元庆为父复仇一案，当时武后采取了陈子昂的提议，为正国法，处决了徐元庆，又为彰礼义，在徐元庆死后为其立了表彰牌坊。这两件复仇案件反映出唐朝既禁复仇，又允许社会对复仇者给予同情；即坚持律法的刚性面，又顾及礼教的柔性面。然而玄宗和武后最终都选择处决复仇者，表明唐朝统治者在礼与法的矛盾斗争中，更倾向于站在维护法律稳定性与统治者权威的立场上，谨慎地处理生杀大权。

    纵观古代礼与法的发展变迁，二者有时此消彼长，如战国末期法家的盛行和两汉时期的“独尊儒术”；有时又相互交错，如唐朝的“德主刑辅”、“礼法合流”。礼与法的关系不断影响着古代复仇风气的变化。面对今日的复仇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更深。

    网上评论：

    一个人，有天大的罪过，那也应该是法律对他审判！法律没有审判前，你把他杀死了，那你就要接受审判！这就是法治的意义，没有人可以代替法律，没有人可以逃避法律的规则！

    但是如果法律不能让人民感到安全，那么这法律就是用来羞辱人民的

    司法，不仅关乎纸面规则的落地，还关乎规则背后的价值诉求，更关乎人心所向，伦理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