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三十六章 历史的天空(第 2/4 页)
第五是司法。宋朝引入了三法司审案，也就是负责逮捕的、负责审案的与负责宣判的不是一批人，而且这三个部门是不允许直接沟通的，以免互相影响。重证据而轻口供，被判了之后还有若干次上诉的机会，总体而言，从司法体系的设计上还是比较完整的。
但是为什么宋朝最后一塌糊涂了呢？在中国历史上主要的王朝中，宋朝是唯一一个通过几乎不流血的政变建国的（这个比较嬴政、刘邦、刘秀、李渊、朱元璋、努尔哈赤的征战史就可以看出），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措施就决定了宋朝维持皇权的措施不是压制（如朱元璋一样），而是怀柔。既然怀柔，那么就放开了让功臣之后挣钱，自然需要放开经济，但是另外一方面，需要遏制军人擅权，因此军事的设置使得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战斗力极差。对于精英阶层的纵容导致了底层矛盾激化，而用钱收买和平的措施最终形成了冗兵、冗官、冗费的沉疴，对于上层官员的宽容导致党争纷纷，终于，到了宋神宗一朝（甚至更早），政府突然发现自己没钱了。怎么办？在这个严重的威胁下，雄心勃勃的宋神宗决定改革，自此，纷乱再也无法停止了。????
第三个话题
在中国历史上，告密文化“古已有之”。据《辞源》释义，“告密”是指告发人的秘密。“告密”一词还有告发、告讦、告奸等不同说法。而告密文化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尽管曾被某些朝代所推行。
在中国历史上，告密文化“古已有之”。据《辞源》释义，“告密”是指告发人的秘密。“告密”一词还有告发、告讦、告奸等不同说法。而告密文化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尽管曾被某些朝代所推行。
[汉唐:动用国家机器鼓励告密]
在中国历史上，告密文化“古已有之”。据《辞源》释义，“告密”是指告发人的秘密。“告密”一词还有告发、告讦、告奸等不同说法。而告密文化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尽管曾被某些朝代所推行。
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告密在我国史书的记载，至少不晚于殷商时期。大约3100年前，“崇侯虎谮西伯於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史记》)其中的“谮”字即告密，崇侯虎就是告密者，被告者西伯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姬昌。西伯姬昌收买民心，涉嫌反叛，加之商纣王又是这样一个暴虐无道的君主，西伯只能消受铁窗风雨了。
在西伯事件中，告密者是主动的，统治者是被动的。而在另一事件中，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周厉王三十四年(公元前845年)，“厉王虐，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周代才经历几代，就出现了一个无道国君——周厉王。为了封住民众的悠悠之口，他竟然找了一个卫巫，专司告密之职。只要发现有谁对国王有不满之语，密报王室，立刻人头落地。白色恐怖之下，国人只好“莫谈国事”。在这一事件中，统治者是主动的，告密者则是奉命行事。然而，好景不长，三年后，民众忍无可忍，起而造反，厉王被迫流亡。这一事件不仅成为成语“道路以目”的出处，而且弘扬了一句名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这两起事件，毋宁将其视为孤立的、偶发的事件。真正以国家立法的形式，把告密作为必须履行的法律责任、法律义务来规范和要求民众，则是战国时期的秦国，其始作俑者则是一向被称为改革家的商鞅。周显王十年(公元前359年)，变法令下，“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将法律与军事视为一体，把告密与作战同等看待，告密等同于杀敌，不告密视为降敌，这大约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严厉的告密法律了。这样的法令，将告密与连坐捆绑执行，剥夺了任何人独善其身的生存空间。利用国家法律激发、调动、强迫释放人性深处邪恶、阴暗的成分，作为控制民众、服务政治的手段，可谓前无古人。通过这样的变法，秦国虽然国富民强，天下无敌，甚至在秦始皇手里，席卷六合，一统天下，然而，不仅这个政权国祚不长，二世而亡，而且此恶法的制定者——商鞅在逃亡期间，因被他人告密，最终被秦人车裂(俗谓“五马分尸”)夷族，诚可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另一个出台告密恶法的非汉武帝莫属。这个秦始皇式的君主，他的“雄才大略”不过是穷兵黩武，最终导致了国库空虚。如何解决财政困难，也是通过告密。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他下达了“算缗令”，开始征收富商的财产税。然而，不仅富商偷漏虚报、隐匿财产，而且还导致了一些人的投机钻营，比如一位叫卜式的放羊专业户，在北战匈奴时上书，愿捐出一半家产;南征时又上书“愿父子死南粤”，结果成了“爱国模范”，而且被朝廷封侯晋爵。“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告缗钱纵矣”。(《汉书》)“告缗令”表面上为防止偷税漏税，实际上是鼓励民众对隐匿财产者进行告密，而且“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告密有功，把被告者的一半财产奖给告密者。这一举措几乎使所有的贪利者红了眼，以至于告密者络绎于途，不绝如缕。通过“告缗令”的实施，“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不过，其社会恶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商贾中家以上大氐(抵)破”，中国的商贸业终武帝一朝陷入了毁灭性的泥沼。比这更可怕的是，告缗使民风败恶，诚信沦丧，百姓风行给政府打小报告，做政府的密探，“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业”，汉武帝的政权从此走向了下坡路。????
第四个话题
引子：?“辱母案”——2016年4月14日，一位22岁的男子于欢，在母亲苏银霞和自己被11名催债人长达一小时的侮辱后，情急之下用水果刀刺伤了4人。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却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
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宣判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杜洪章、许喜灵、李新新等人和被告人于欢不服一审判决，分别提出上诉。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舆论。
正文
复仇是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复仇行为多因亲友的非正常死亡而起，所以复仇所采取的方式通常也是暴力行为，具有以暴制暴的性质。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复仇行为若得不到控制，极可能由个人行为扩大到帮派、地方甚至邦国之争，其潜在的社会危害性不可估量。
所以，为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国家统治，古今律法都是明令禁止私斗杀人的。然而，由于法家“法制”的推崇只是昙花一现，在历史的争斗中并不占上风，而儒家“礼制”思想则作为主流思想，长期统治着古代教会，“以礼为教、以德为本”成为统治者的主要治国方略。在“忠孝仁义”的儒家价值观引导下，复仇行为具有其长期存在的合理性与伦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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