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南钱北纪(第 1/4 页)

    阮元问道：“既然那恒瑞无能，朝廷为何选他做福建将军？”

    钱大昕道：“只不过他长袖善舞罢了。这恒瑞，朝廷里人最是清楚，他和当朝领班的阿中堂是姻亲，阿中堂有位孙儿，是他女婿。可另一边呢？听说他家车马，去和中堂府上，也已不止一两次了。这朝廷里，阿中堂是战功卓著，和中堂却一直是文臣，二人素来不睦，便是我这个十年不入官场之人，也多有耳闻。这恒瑞两头都巴结着，自然有大官做了。唉，只可惜柴大纪将军，素来也是以武勇闻名，他这一迁延不进，却把柴将军一个人扔在诸罗，听闻柴将军部下只有千余孤军，也不知困守孤城，能撑得到几时啊？”

    说到这里，也不禁感慨这一科进士起来，道：“这一仗下来，却也苦了要中进士的这些学子。翰林院那边，掌院之事，乃是阿中堂和嵇中堂兼着，嵇中堂年事已高，近年任事不多了，眼看军务繁忙，阿中堂又得顾着军机处。渊如即便中了进士，后面想得朝廷提携，也不容易了。或许你这次未能取中，也不是坏事。”

    钱大昕所言嵇中堂，便是清代治水名臣嵇璜，他与乾隆同岁，但身体却不如乾隆壮健，故而到了古稀之年，只得担任大学士，却进不了军机处。对于这些，阮元和钱大昕也自有耳闻。

    说着说着，二人也渐渐走回了总商行馆，门房见钱大昕样貌，知是贵客，也连忙奉上茶点，钱大昕和阮元一时坐定，眼看阮元走了这一路，心情略有平复，钱大昕方道：

    “伯元，其实你今年也不过二十四岁，老夫想想，老夫二十四岁那年，学行可还不如你呢。我是雍正六年生人，二十四岁那年，正值皇上第一次南巡，当时我也是意气风发，想着皇恩浩荡，不妨前往一见。正赶上那年皇上格外开恩，特赐了一场恩科乡试，我当年也是幸运，原本想着江南乡试那般艰难，也不知几时才能中举人，可那场恩科，我竟然中了，从此便有了举人功名。伯元，你可能也知道，你谢恩师当年，也是那一场恩科，得了皇上恩赐举人呢。”

    “可是啊。”钱大昕也叹道：“即便如此，我却也不得立刻中进士，后来乾隆十九年时，那一科会试，我才得以登科，想来那年已是二十七岁了。所以伯元，你是正科中的举人，应该比老夫更有前途才对。”

    阮元道：“先生客气了，这科举功名，本就与才学关系不大。否则……否则我想，渊如兄早在十年之前，就应该进士及第了。”

    钱大昕笑道：“伯元所言，也有些道理。松崖先生一生只是生员，可他学行，天下人哪个敢小瞧了？东原先生临终之前方得中式，他著书立说之时，也只是举人。哈哈，这样一想，老夫功名还不低呢。也对，老夫挂冠归乡之时，已是正四品少詹事了。只是……当日有些不快之事，故而服除之后，便未归京入仕。”他所谓松崖先生，是乾隆初期名儒惠栋，乃是与戴震相呼应的吴派汉学代表人物。

    说到这里，也不禁对阮元有些担忧，道：“伯元，老夫相信，你这次不得取中，也是家中有些变故，脱不开身，若是下一次会试，没有这些滞碍，或许你便能中式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来京城考进士，究竟是为了什么？是做了官，为民造福？还是只想着赚些钱补贴家用？或者只是为了在宫禁之内，多寻些平日见不到的书呢？”

    “先生，在下考试为官，自然是想着上报皇恩，下安黎庶之事了。”阮元先前在李晴山家，就被老师问过这个问题，一时也不得其解。后来想想，祖父就曾经应过武举，还是武进士，不妨向他学习一番。而回想祖父那些遗物，他第一个想起的就是那部《数理精蕴》，随即也想起了上面那“上报皇恩、下安黎庶”八个干枯瘦劲的大字。

    此时听钱大昕这一问，这深入脑海的八个字便即脱口而出。可此言一出，他却隐隐发觉，这八个字看似熟悉无比，却又异常陌生，似乎自己并不清楚其中含义，一时发愣，也不敢再言语。

    “上报皇恩，下安黎庶？”钱大昕笑道：“伯元，你说皇恩，那我问你，皇上相貌如何，你可见过？对了，你说你在康山草堂见过，那皇上对你，可有半句言语？你从未对我说过，应该是没有吧？既然皇上与你，连一句话都没说过，那这皇恩，你觉得从何而来呢？你说下安黎庶，那我问你，你一生之中，见过多少贫苦百姓？老夫听你说过，你自幼生长扬州，还去过仪征、江阴和江宁，老夫不妨和你直言，扬州这些地方，虽然也有穷人，可贫苦无依，衣食不给之人，并不算多。我做学政之时，曾在河南、湖广游历，那里多得是既无田产，又非佣工的流民，他们平日衣衫褴褛，每日能得一餐，便已大为不易，更不要谈安居之所，世代永业了。这些真正的穷困之人，你这二十余年，只怕也没见过几个吧？你上不知皇上为人，下不知百姓困顿，却说这上报皇恩，下安黎庶之语，你要如何去报皇恩，报什么恩？又要如何去安黎庶？你有办法吗？我知道你书本之上，也可以寻得这番字句，可你也要记住，‘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啊。”

    阮元听了钱大昕这番话，自是心悦诚服，忙答道：“先生教训得是。”

    钱大昕见他神色歉疚，也知道他多读圣贤之书，心中总是有心怀万民之意，眼下虽是未经实事，可有了这番初心，日后想是不会永远纸上谈兵下去。便道：“伯元，你年纪尚轻，可能这样问你，是我问的早了。眼下回想起来，我二十四岁之时，也不免有些书生意气，想着多读书史，便能济世救民，我又怎能强求与你？之前和你说起内阁中书一事，你可以想想。二云那日所说，著书立说之事，或许你也可以考虑一番。”

    阮元笑道：“先生既然觉得，做内阁中书都会耽误会试，那为何著书立说之事，先生还要再提呢？”

    钱大昕道：“你未经尝试，故而不知，眼下若说著书，哪一个后学不得先遍观经籍，尽集天下至论，才能推陈出新？似前朝有些俗儒那般出言无据，张口便来的做法，本朝已是行不通了。所以呢，你著书之时，也必然要重新温习毕生所学，你遍观经籍之时，也自可将相关掌故，一一融会贯通。其实对于会试，大有好处。只是老夫不知，伯元，你经史兼通，确实不错，可是否有专精之处呢？”

    阮元道：“不瞒先生，学生近年应举，对于精通一事，实在想的不多。”

    钱大昕想想，又道：“伯元，那除了经史之外，你可另有所长？譬如……算学如何，老夫在翰林时，也曾多年致力算学，不论梅氏学，还是欧罗巴的弧三角测量之法，老夫都有些根底呢。”所谓梅氏学，指的是清初算学大家梅文鼎的相关学问。

    说道算学，阮元倒是确有些兴趣，道：“若论算学，学生家里有家祖留下的算经，学生年少之时，曾遍览其中三统四分、小轮椭圆之法，只是……”想到这里，忽然想到，他于《五经》之中，最为擅长之学乃是《礼记》。又为了精通《礼记》，三礼中另两部《周礼》、《仪礼》也时常研读。而《周礼》之中，最后的《考工记》部分，多涉舟车营造之法，正与算学相通。

    想到这里，渐渐有了主意，便向钱大昕道：“先生，学生记得，《周礼》之中，精于《考工记》一篇的先儒，似乎不多。学生眼下学问，不足以通一经，但若只为这一篇做些注解，倒还应对得来，不知先生有何见教？”

    钱大昕笑道：“妙极、妙极！伯元，你初出茅庐，自不必想着通经之事，若能于一二细微之处，阐发大义，便也足够了。这《考工记》一篇，虽然江慎修、戴东原诸公也自有议论，可终是博而不精。伯元若能精于此篇，想自成一家，却要比他人容易得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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