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死魂灵》(第 3/4 页)

    第七节zarathustra验得自己与群众太辽远。

    第八节zarathustra被小丑恐吓，坟匠嘲骂，隐士怨望。

    坟匠（totengraeber）是专埋死尸的人，指陋劣的历史家，只知道收拾故物，没有将来的眼光；他不但嫌忌zarathustra，并且嫌忌走索者，然而只会诅咒。老人也是一种信仰者，但与林中的圣者截然不同，只知道布施不管死活。

    第九节zarathustra得到新真理，要寻求活伙伴，埋去死尸。我（zarathustra）的幸福谓创造。

    第十节鹰和蛇引导zarathustra开始下去。鹰与蛇都是标征：蛇表聪明，表永远轮回（ewige　wieder　kunft）；鹰表高傲，表超人。聪明和高傲是超人；愚昧和高傲便是群众。而这愚昧的高傲是教育（bildung）的结果。

    《盲诗人最近时的踪迹》译者附记

    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出了日本之后，想回到他的本国去，不能入境，再回来住在哈尔滨，现在已经经过天津，到了上海了。这一篇是他在哈尔滨时候的居停主人中根弘的报告，登在十月九日的《读卖新闻》上的，我们可以藉此知道这诗人的踪迹和性行的大概。

    十月十六日译者识。

    《忆爱罗先珂华希理君》译者附记

    这一篇，最先载在去年六月间的《读卖新闻》上，分作三回。但待到印在《最后的叹息》的卷首的时候，却被抹杀了六处，一共二十六行，语气零落，很不便于观看，所以现在又据《读卖新闻》补进去了。文中的几个空白，是原来如此的，据私意推测起来，空两格的大约是“刺客”两个字，空一格的大约是“杀”字。至于“某国”，则自然是作者自指他的本国了。

    五月一日

    《巴什庚之死》译者附记

    感想文十篇，收在《阿尔志跋绥夫著作集》的第三卷中；

    这是第二篇，从日本马场哲哉的《作者的感想》中重译的。

    一九二六年八月，附记。

    《信州杂记》译者附记

    我们都知道，俄国从十月革命之后，文艺家大略可分为两大批。一批避往别国，去做寓公；一批还在本国，虽然有的死掉，有的中途又走了，但这一批大概可以算是新的。

    毕勒涅克（boris　pilniak）是属于后者的文人。我们又都知道：他去年曾到中国，又到日本。此后的事，我不知道了。今天看见井田孝平和小岛修一同译的《日本印象记》，才知道他在日本住了两个月，于去年十月底，在墨斯科写成这样的一本书。

    当时我想，咱们骂日本，骂俄国，骂英国，骂……，然而讲这些国度的情形的书籍却很少。讲政治，经济，军备，外交等类的，大家此时自然恐怕未必会觉得有趣，但文艺家游历别国的印象记之类却不妨有一点的。于是我就想先来介绍这一本毕勒涅克的书，当夜翻了一篇序词——《信州杂记》。

    这不过全书的九分之一，此下还有《本论》，《本论之外》，《结论》三大篇。然而我麻烦起来了。一者“象”是日本的象，而“印”是俄国人的印，翻到中国来，隔膜还太多，注不胜注。二者译文还太轻妙，我不敌他；且手头又没有一部好好的字典，一有生字便费很大的周折。三者，原译本中时有缺字和缺句，是日本检查官所抹杀的罢，看起来也心里不快活。而对面阔人家的无线电话机里又在唱什么国粹戏，“唉唉唉”和琵琶的“丁丁丁”，闹得我头里只有发昏章第十一了。还是投笔从玩罢，我想，好在这《信州杂记》原也可以独立的，现在就将这作为开场，也同时作为结束。

    我看完这书，觉得凡有叙述和讽刺，大抵是很为轻妙的，然而也感到一种不足。就是：欠深刻。我所见到的几位新俄作家的书，常常使我发生这一类觖望。但我又想，所谓“深刻”者，莫非真是“世纪末”的一种时症么？倘使社会淳朴笃厚，当然不会有隐情，便也不至于有深刻。如果我的所想并不错，则这些“幼稚”的作品，或者倒是走向“新生”的正路的开步罢。

    我们为传统思想所束缚，听到被评为“幼稚”便不高兴。

    但“幼稚”的反面是什么呢？好一点是“老成”，坏一点就是“老狯”。革命前辈自言“老则有之，朽则未也，庸则有之，昏则未也”。然而“老庸”不已经尽够了么？

    我不知道毕勒涅克对于中国可有什么著作，在《日本印象记》里却不大提及。但也有一点，现在就顺便绍介在这里罢：——

    “在中国的国境上，张作霖的狗将我的书籍全都没收了。连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出版的flaubert的《sala－mmbo》，也说是共产主义的传染品，抢走了。在哈尔宾，则我在讲演会上一开口，中国警署人员便走过来，下面似的说。照那言语一样地写，是这样的：——

    ——话，不行。一点儿，一点儿唱罢。一点儿，一点儿跳罢。读不行！

    我是什么也不懂。据译给我的意思，则是巡警禁止我演讲和朗读，而跳舞或唱歌是可以的。——人们打电话到衙门去，显着不安的相貌，疑惑着——有人对我说，何妨就用唱歌的调子来演讲呢。然而唱歌，我却敬谢不敏。这样恳切的中国，是挺直地站着，莞尔而笑，谦恭到讨厌，什么也不懂，却唠叨地说是‘话，不行，一点儿，一点儿唱’的。于是中国和我，是干干净净地分了手了。”（《本论之外》第二节）

    一九二七，一一，二六。记于上海。

    《〈雄鸡和杂馔〉抄》译者附记

    久闻外国书有一种限定本子，印得少，卖得贵，我至今一本也没有。今年春天看见jean　cocteau的le　coq　et　l’ar－lequin的日译本，是三百五十部之一，倒也想要，但还是因为价贵，放下了。只记得其中的一句，是：“青年莫买稳当的股票”，所以疑心它一定还有不稳的话，再三盘算，终于化了五碗“无产”咖啡的代价，买了回来了。

    买回来细心一看，就有些想叫冤，因为里面大抵是讲音乐，在我都很生疏的。不过既经买来，放下也不大甘心，就随便译几句我所能懂的，贩入中国，——总算也没有买全不“稳当的股票”，而也聊以自别于“青年”。

    至于作者的事情，我不想在此绍介，总之是一个现代的法国人，也能作画，也能作文，自然又是很懂音乐的罢了。

    -->>(第 3/4 页)（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