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四十三章 近代华夏物理学史的三两事儿(第 1/4 页)

    “......”

    直播现场。

    看着台下持续了足足有一分钟的掌声。

    潘院士脸色虽然依旧保持着平静。

    但他的后槽牙却已然死死的咬住了唇腔内壁，双手亦是紧紧的握住了发言台的边缘。

    而台下周绍平、赵政国等人的眼中，更是早就噙满了一层水雾。

    作为新华夏的二代、三代物理人。

    他们为了这一天，等的实在是太久太久了......

    在2022年。

    靠着许多诸如《大国重工》《工业霸主》《材料帝国》之流的工业类网文，不少人多多少少了解了华夏早期的工业史。

    一提及那个年代。

    许多人的脑海中都会冒出血泪、悲壮、励志之类的印象。

    虽然大多人对那个行业的了解依旧不是很深，但多少也算有了相关概念，知道那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不过鲜少有人了解的是。

    华夏的物理学史，甚至要比工业史更加悲壮。

    不同于工业圈的奠基人众多，近代华夏物理学史的奠基人有且只有三位。

    分别是叶企孙、吴有训以及赵忠尧院士。

    其中叶企孙先生比较敏感，此处便不做赘述。

    吴有训院士则是1897年生人，1922年1月到芝加哥大学学习物理学，1923年遇到了恩师阿瑟-康普顿。

    吴有训院士在确立康普顿散射图像过程中，曾经做出过非常重大的贡献——他花了数個月的时间，独立测量多种散射体的x射线散射，从而否决了三次辐射假说。

    接着在1925年初。

    康普顿正式宣布关于x射线散射光谱的实验结果。

    当时哈佛大学著名的物理实验学家布里基曼教授，亲手多次做有关“康普顿效应”的实验，未能得出预期的结果，于是引起了不少国际物理学家对“康普顿效应”的怀疑。

    后来依旧是吴有训院士，协助康普顿对十五种元素散射进行了公开测试，才将这个成果得以实锤。

    正是凭着这个成果，康普顿才在1927年获得了诺奖。

    康普顿在1926年初版的《x射线的理论及实验》一书中，对吴有训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还把吴有训的一张被15种元素所散射的x射线光谱图，以及他自己的以石墨所散射的x射线光谱图并列，作为证实其理论的主要依据。（原图在圣路易斯大学网上图书馆有扫描版）

    因此在1950年之前，国际上普遍将康普顿效应称为康普顿-吴有训效应。

    但在吴有训院士回国参加了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参与数理化等基础学科建设后。

    康普顿-吴有训效应就和外网的坎爷一样，瞬间的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康普顿效应，即便康普顿本人提出过多次抗议依旧没用。

    在回国后。

    吴有训院士在1956年正式制定科研远景规划，凝炼了原子能、计算机、半导体、计算和统计数学、航空力学等多个重大项目，属于真正的‘国师’。

    在学生方面，赫赫有名的伟长先生，便是他的门生。

    另外还培育出了冯端、胡宏纹、王竹溪、葛庭燧、彭桓武、余瑞璜、黄昆等诸多二代院士，属于标准的奠基人概念。

    现如今国内还有一个物理学奖项，名字就叫做吴有训奖。

    不过吴有训院士虽然功勋赫赫，但他相对侧重的是方针的制定和研究。

    若论设备研制和落实，就必须提到另外一人。

    也就是三大奠基人中的最后一位，赵忠尧院士。

    赵忠尧院士是1902年生人，大学时在加州理工学院读书，师从该校校长、诺贝尔奖获得者密立根教授。

    当时赵忠尧院士冒着惹怒密立根的风险，拿到了一个颇具挑战性的实验题目。

    经过一年多夜以继日的刻苦研究，赵忠尧发现了硬γ射线在通过重物质时产生的反常吸收和特殊辐射。

    并将这一重大发现写成两篇论文，于1930年5月、10月先后公开发表——没错，1930年就发了《nature》

    这实际上是正负电子对的产生和湮灭过程的最早实验证据，最终被卢瑟福完善，诺奖也由此颁布给了卢瑟福。

    1931年秋。

    赵忠尧院士得知国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毅然决然的回到国内水木大学任教。

    他第一批教出的学生有王淦昌、周同庆、施士元。

    后续又培养出了赵九章、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朱光亚、邓院士等人。

    华夏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第一台静电加速器、科大的近代物理系、高能物理研究所等等....全部出自赵忠尧老院士之手。

    当初西漠的那声龙吟，便是赵忠尧院士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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