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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孩子快下了，别叫它驾辕了！”

    “人家孩子”怎样怎样了……

    我在这个地方待了一些时候了，知道这是这一带的口头语，管小猫小狗、小鸡小鸭，甚至是小板凳，都叫作“孩子”。但是这无论如何是一种爱称。尤其是王全说起来，有一种特殊的味道。那么高大粗壮的汉子，说起牲口来，却是那么温柔。

    我离开这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已经好几个月了，王全一直在喂马。现在，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就正在喂着马。夜已经很深了。这会儿，全所的灯都一定已经陆续关去，连照例关得最晚的刘所长和邵技师的屋里的灯也都关了。只有两处的灯还是亮着的。一处是大门外植保研究室的诱捕灯，这是通夜不灭的，现在正有各种虫蛾围绕着飞舞。一处是马圈。灯光照见槽头一个一个马的脑袋。它们正在安静地、严肃地咀嚼着草料。时不时地，喷一个响鼻，摇摇耳朵，顿一顿蹄子。偢六——王全，正在夹着料笸箩，弯着腰，无声地忙碌着，或者停下来，用满怀慈爱的、喜悦的眼色，看看这些贵重的牲口。

    王全的胸前佩着一枚小小的红旗，这是新选的红旗手的标志。

    “看看！”

    卖蚯蚓的人

    我每天到玉渊潭散步。

    玉渊潭有很多钓鱼的人。他们坐在水边，瞅着水面上的漂子。难得看到有人钓到一条二三寸长的鲫瓜子。很多人一坐半天，一无所得。等人、钓鱼、坐牛车，这是世间“三大慢”。这些人真有耐性。各有一好。这也是一种生活。

    在钓鱼的旺季，常常可以碰见一个卖蚯蚓的人。他慢慢地蹬着一辆二六的旧自行车，有时扶着车慢慢地走着。走一截，扬声吆唤：

    “蚯蚓——蚯蚓来——”

    “蚯蚓——蚯蚓来——”

    有的钓鱼的就从水边走上堤岸，向他买。

    “怎么卖？”

    “一毛钱三十条。”

    来买的掏出一毛钱，他就从一个原来是装油漆的小铁桶里，用手抓出三十来条，放在一小块旧报纸里，交过去。钓鱼人有时带点解嘲意味，说：

    “一毛钱，玩一上午！”

    有些钓鱼的人只买五分钱。

    也有人要求再添几条。

    “添几条就添几条，一个这东西！”

    蚯蚓这东西，泥里咕叽，原也难一条一条地数得清，用北京话说，“大概其”就得了。

    这人长得很敦实，五短身材，腹背都很宽厚。这人看起来是不会头疼脑热、感冒伤风的，而且不会有什么病能轻易地把他一下子打倒。他穿的衣服都是宽宽大大的，旧的，褪了色，而且带着泥渍，但都还整齐，并不褴褛，而且单夹皮棉，按季换衣。——皮，是说他入冬以后的早晨有时穿一件出锋毛的山羊皮背心。按照老北京人的习惯，也可能是为了便于骑车，他总是用带子扎着裤腿。脸上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只看到风、太阳和尘土。只有有时他剃了头，刮了脸，才看到本来的肤色。新剃的头皮是雪白的，下边是一张红脸。看起来就像是一件旧铜器在盐酸水里刷洗了一通，刚刚拿出来一样。

    因为天天见，面熟了，我们碰到了总要点点头，招呼招呼，寒暄两句。

    “吃啦？”

    “您遛弯儿！”

    有时他在钓鱼人多的岸上把车子停下来，我们就说会子话。他说他自己：“我这人——爱聊。”

    我问他一天能卖多少钱。

    “一毛钱三十条，能卖多少！块数来钱，两块，闹好了有时能卖四块钱。”

    “不少！”

    “凑合吧。”

    我问他这蚯蚓是哪里来的，“是挖的？”

    旁边有一位钓鱼的行家说：

    “是烹的。”

    这个“烹”字我不知道该怎么写，只能记音。这位行家给我解释，是用蚯蚓的卵人工孵化的意思。

    “蚯蚓还能‘烹’？”

    卖蚯蚓的人说：

    “有‘烹’的，我这不是，是挖的。‘烹’的看得出来，身上有小毛，都是一般长。瞧我的：有长有短，有大有小，是挖的。”

    我不知道蚯蚓还有这么大的学问。

    “在哪儿挖的，就在这玉渊潭？”

    “不！这儿没有。——不多。丰台。”

    他还告诉我丰台附近的一个什么山，山根底下，那儿出蚯蚓，这座山名我没有记住。

    “丰台？一趟不得三十里地？”

    “我一早起蹬车去一趟，回来卖一上午。下午再去一趟。”

    “那您一天得骑百十里地的车？”

    “七十四了，不活动活动成吗！”

    他都七十四了！真不像。不过他看起来像多少岁，我也说不上来。这人好像是没有岁数。

    “您一直就是卖蚯蚓？”

    “不是！我原来在建筑上，——当壮工。退休了。退休金四十几块，不够花的。”

    我算了算，连退休金加卖蚯蚓的钱，有百十块钱，断定他一定爱喝两盅。我把手圈成一个酒杯形，问：

    “喝两盅？”

    “不喝。——烟酒不动！”

    那他一个月的钱一个人花不完，大概还会贴补儿女一点。

    “我原先也不是卖蚯蚓的。我是挖药材的。后来药材公司不收购，才改了干这个。”

    他指给我看：

    “这是益母草，这是车前草，这是红苋草，这是地黄，这是豨莶……这玉渊潭到处是钱！”

    他说他能认识北京的七百多种药材。

    “您怎么会认药材的？是家传？学的？”

    “不是家传。有个街坊，他挖药材，我跟着他，用用心，就学会了。——这北京城，饿不死人，你只要肯动弹，肯学！你就拿晒槐米来说吧——”

    “槐米？”我不知道槐米是什么，真是孤陋寡闻。

    “就是没有开开的槐花骨朵，才米粒大。晒一季槐米能闹个百儿八十的。这东西外国要，不知道是干什么用，听说是酿酒。不过得会晒。晒好了，碧绿的！晒不好，只好倒进垃圾堆。——蚯蚓——蚯蚓来！”

    我在玉渊潭散步，经常遇见的还有两位，一位姓乌，一位姓莫。乌先生在大学当讲师，莫先生是一个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我跟他们见面也点头寒暄。他们常常发一些很有学问的议论，很深奥，至少好像是很深奥，我听不大懂。他们都是好人，不是造反派，不打人，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议论有点不着边际。他们好像是为议论而议论，不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就像那些钓鱼的人，意不在鱼，而在钓。

    乌先生听了我和卖蚯蚓人的闲谈，问我：

    “你为什么对这样的人那样有兴趣？”

    我有点奇怪了。

    “为什么不能有兴趣？”

    “从价值哲学的观点来看，这样的人属于低级价值。”

    莫先生不同意乌先生的意见。

    “不能这样说。他的存在就是他的价值。你不能否认他的存在。”

    “他存在。但是充其量，他只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填充物。”

    “就算是填充物，填充物也是需要的。‘填充’，就说明他的存在的意义。社会结构是很复杂的，你不能否认他也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哪怕是极不重要的一部分。就像自然界的需要维持生态平衡，我们这个社会也需要有生态平衡。从某种意义来说，这种人也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需要的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呼啸着前进的，身上带电的人！而这样的人是历史的遗留物。这样的人生活在现在，和生活在汉代没有什么区别，——他长得就像一个汉俑。”

    我不得不承认，他对这个卖蚯蚓人的形象描绘是很准确且生动的。

    乌先生接着说：

    “他就像一具石磨。从出土的明器看，汉代的石磨和现在的没有什么不同。现在已经是原子时代——”

    莫先生抢过话来，说：

    “原子时代也还容许有汉代的石磨，石磨可以磨豆浆，——你今天早上就喝了豆浆！”

    他们争执不下，转过来问我对卖蚯蚓的人的“价值”“存在”有什么看法。

    我说：

    “我只是想了解了解他。我对所有的人都有兴趣，包括站在时代的前列的人和这个汉俑一样的卖蚯蚓的人。这样的人在北京还不少。他们的成分大概可以说是城市贫民。糊火柴盒的、捡破烂的、捞鱼虫的、晒槐米的……我对他们都有兴趣，都想了解。我要了解他们吃什么和想什么。用你们的话说，是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吃什么，我知道一点。比如这个卖蚯蚓的老人，我知道他的胃口很好，吃什么都香。他一嘴牙只有一个活动的。他的牙很短、微黄，这种牙最结实，北方叫作‘碎米牙’，他说：‘牙好是口里的福。’我知道他今天早上吃了四个炸油饼。他中午和晚上大概常吃炸酱面，一顿能吃半斤，就着一把小水萝卜。他大概不爱吃鱼。至于他想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或者知道得很少。我是个写小说的人，对于人，我只能想了解、欣赏，并对他进行描绘，我不想对任何人做出论断。像我的一位老师一样，对于这个世界，我所倾心的是现象。我不善于作抽象的思维。我对人，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审美意义。你们可以称我是一个生活现象的美食家。这个卖蚯蚓的粗壮的老人，骑着车，吆喝着‘蚯蚓——蚯蚓来！’不是一个丑的形象。——当然，我还觉得他是个善良的，有古风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至少不是社会的蛀虫。”

    这时忽然有一个也常在玉渊潭散步的学者模样的中年人插了进来，他自我介绍：

    “我是一个生物学家。——我听了你们的谈话。从生物学的角度，是不应鼓励挖蚯蚓的。蚯蚓对农业生产是有益的。”

    我们全都傻了眼了。

    落魄

    他为什么要到“内地”来？不大可解，也没有人问过他。自然，你现在要是问我为什么大远地跑到昆明过那么几年，我也答不上来。从前很说过一番大道理，经过一段时间，知道半是虚妄，不过就是那么股子冲动，年纪轻，总希望向远处跑；而且也是事实，我要读书，学校都往里搬了；大势所趋，顺着潮流一带，就把我带过了千山万水。总是偶然，我不强说我的行为是我的思想决定的。实在我那时也说不上有什么思想。——我并没有说现在就有。这个人呢？似乎他的身边不会有什么偶然，那个潮流不大可能波及他。我很知道，我们那一带，就是像我这样的年纪也多还是安土重迁的。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小时候我们听老人戒说行旅的艰险绝不少于“万恶的社会”的时候。他近四十边上的人了，又是“做店”的。做店人跑上五七个县份照例就是了不起的老江湖，关于各地茶馆，浴室，窑姐儿，镇水铜牛，大火烧了的庙，就够他们向人聊一辈子；这种人见过世面，已经有资格称为百事通，为人出意见，拿主意，凡事皆有他一份，社会地位极高，再也不必跑到左不过是那样的生疏地方去。他还当真走上好几千里干什么？好马不吃窝边草，憋了什么气，要到个亲旧耳目不及的地方来创一番事业，等将来衣锦荣归，好向家里妻子说一声“我总算对得起你们”么？看他不像是那种咬牙发狠的人，他走路说话全表示他是个慢性子，是女人们称之为“三棍子打不出个闷屁来”的角色。再说，又何必用这么远，千里之内尽可以作个跨海征东薛仁贵，楚国为官的秋胡了。也许是他受了危言耸听的宣传，觉得日本人一来，可怕到不可想象的程度，或者是他遭了什么大不幸或难为情事情，本土存身不得，恰好有个亲戚，到内地来做事，需要个能写字算账的身边人，机缘凑巧，无路可走之中他勃然打定了主意来“玩玩”了？也只是“也许”。——反正，他就是来了，而且做了完全另外一种人。

    到我们认识他时，他开了个小吃食铺子，在我们学校附近。

    初时，大家还带得三个月至半年的用度，而且不时还可接到汇款，生活标准比在家时低不太多，稍有借口，或谁过生，或失物复得，或接到一封字迹娟秀的信，或没有理由，大家“通过”一下，即可有人做东请客。在某个限度内还可挑一挑地方。有人说，开了个扬州馆子，那就怎么样也得巧立名目地去吃他一顿。

    学校附近还像从前学校附近一样，开了许多小馆子。开馆子的多是外乡人。湖南的，江西的，山东的，河北的，一种同在天涯之感把老板伙计跟学生接连起来，而且他们本来直接间接的就与学校有相当关系，学生吃饭，老板伙计就坐在旁边谈天说地；而学生也喜欢到锅灶旁边站着，一边听新闻故事，一边欣赏炒菜艺术。——这位扬州人老板，一看即与别人不同，他穿了一身铁机纺绸褂裤在那儿炒菜！盘花纽子，纽袢里拖出一段银表链。雪白的细麻纱袜，一双浅口千层底直贡呢鞋。细细软软的头发向后梳得一丝不乱。左手无名指上还套了个韭叶指环。这一切在他周身那股子斯文劲儿上配合得恰到好处。除了他那点流利合拍的翻锅子动铲子的手法，他无处像个大师傅，像个吃这一行饭的。这比他的鸡丝雪里蕻，炒假螃蟹，过油肉更令我们发生兴趣。这个馆子不大，除了他自己只用了个本地孩子招呼客座，摆筷子倒茶。可是收拾得干干净净，木架子上还搁了两盆花。就是足球队员，跳高选手来，看了墙上菜单上那一笔成亲王体的字，也不便太嚣张放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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