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一章 我要做第二个隋炀帝(第 2/4 页)

    就可能有意无意地偏离史实，其对隋炀帝怀有某种政治上的偏见也是可想而知的。

    又据史书记载，唐武德四年(621)五月平定洛阳王世充，“收其

    图籍，溯河西上，多有沉没。

    后来修史者不是凭藉第一手资料，而是更多地搀杂进了道听途说的野史传闻，使历史不自觉地遭到歪曲。

    再有宋人司马光主编的大型政治史《资治通鉴》，其中《隋纪》更收集了不少《隋书》以外的资料。司马光著书的宗旨是借历史教训以“资帝王之治”，政治倾向性更加鲜明。

    他不仅寓褒贬善恶于

    叙事之中，又大量引用不可靠的杜宝《大业杂记》等唐初人的杂记小说，通过取舍和选择史料的手法，把唐初人对隋炀帝的丑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正史如此，野史小说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旧史对隋炀帝的记叙描写有很大的失真失实。

    “儒家修史者对炀帝道义上的评价的确是苛刻的”，而“在民间传说、戏剧和故事中”，隋炀帝的形象更被“作者和观众随心所欲的狂想大大地歪曲了”

    隋炀帝就是这样一个最有争议的皇帝。

    从前有人尖锐地指出:如果隋炀帝是一位功大于过的好皇帝，那农民为什么要起义推翻他呢？

    用阶级观点分析，隋炀帝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论争进一步升温，90年代后更连续出版了几部传记，为隋炀帝翻案的调子越来越高。

    有人称炀帝“虽属亡国之君，却也是有为之主”;“建树最多”，“功大于过”，“不失伟大”，是“伟大人物”，以致有人直呼:“雄杰乎，英主乎”。

    这与古往今来的定论可谓是十八度的大转弯。

    当然，也有不少论文继续从各个方面论证隋场帝的荒淫暴虐。

    皇帝虽然高高在上，但皇帝也不是孤立的人物，他们在历史上的功绩和过失，都同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皇帝虽然权力无限，但毕竟不能超越历史条件和现实环境的限制去缔造历史，权力意志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相反，历史环境倒是最能解释专制君王的行为及其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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