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不可告人(第 4/4 页)
后来，王大兰听说不考外语参评职称控制很严，论文质量非常重要，考核相当严格，名额还有一定的限制，市里许多符合这一条件的人都去找门路送礼了，还有送钱的。王大兰要许克己去给市局郑红英局长送礼，许克己很恼怒地说：“荒唐，凭什么我给她送礼？我说过一辈子都不会求她的。”王大兰哭了，她哭得很伤心，将自己这一辈子受的苦统统倒了出来，说到伤心处，竟痛哭失声，这使许克己觉得王大兰有点“文革”中痛说革命家史的味道，而一本辛酸家史的制造者许克己的罪过已是罄竹难书。许克己被自己妻子苍凉的哭声击穿了，他觉得自己确实欠妻儿太多了，一生一意孤行，却从来没考虑过妻子的感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实际上也不让妻子得到，这是另一种非礼与不义。到这个年龄，他的理解有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就是辩证法的思维逐步渗透到自己的意识中。福利分房今年是最后一次调整，如果评上了副教授他就可以赶上末班车，明年评上就完全按货币化分房了，补助的钱是远远买不到一套住房的。
许克己在妻子王大兰漫长的哭声中，答应跟妻子一起去郑红英局长家一趟，只是去问问情况，但坚决不送礼。王大兰答应了，她抹干眼泪说：“听不少人说郑局长年轻的时候跟你谈过恋爱，她不会一点面子也不给。”许克己说：“胡扯！”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穿着一件黑棉袄的许克己跟王大兰上路了，尽管许克己答应去郑红英家里问问情况，但问情况不就是想请她帮忙，不就是求她。许克己感到这件事无论如何解释，都是对自己多年前自己誓言的一种背叛，都是一种无法狡辩的“失节”。想到这里，他心里就有一种耻辱的念头升起来，黑暗掩盖起了他耻辱的表情，但他感到耻辱的性质牢牢地钉在内心。他害怕风声，害怕灯光，害怕每一个从面前走过的影子。他和妻子专门挑了一条黑暗的没有路灯的后街鬼鬼祟祟地走着，黑暗使他安全，他专门往黑暗的地方走，就像一个刚出道的小偷，这种心情无比糟糕。师范学校离郑红英现在的家相距并不远，只隔两条街。他觉得这段路极其漫长，不到一公里的路，似乎他走了一辈子。他不敢跟妻子王大兰说话，王大兰裹着一件又肥又大的旧军用大衣，尾随着许克己，一路也不说话。后来许克己又想，自己本来就是够条件的，根本不需要开后门打招呼，此次上门，完全是同学间的一次无关紧要的走动。这样一想，他心里又渐渐地平静了许多。
郑红英局长家住在一条僻静的巷子里的一幢带院子的独立小楼里，到了郑红英家门口时，许克己不愿敲门，王大兰说：“你一个大男人怕什么？”许克己还是不愿敲，王大兰只好自己啪啪地敲了起来。郑红英家的小保姆拉亮了院子里的灯，打开铁门，灯光照亮了许克己夫妇。这时许克己发现王大兰从棉大衣里掏出了一个印着彩色图案的方盒子，盒子里是什么，许克己一无所知。他心里一惊，糟了，王大兰背着自己买东西送礼来了。
这时，郑红英也出来了，一切都来不及了。郑红英一看是许克己，很是意外，说道：“是老许呀，你真是稀客。请进，请进！”
郑红英家一楼豪华的客厅里，灿烂的灯光照亮了许克己惊慌失措的脸，王大兰倒是很自然地坐到沙发上，将那个包装得很漂亮的纸盒子放到身边。许克己想看清盒子上写的是什么，但他看不清，老眼昏花了。郑红英招呼小保姆送上茶，然后又拿出中华烟让许克己抽，她说：“不要客气，喝茶，抽烟！”许克己有些拘谨地坐在沙发上，手也不知怎么放才好，他只得点上一支烟，慢慢地将情绪稳定下来。郑红英局长举重若轻、游刃有余地说：“你老许从来都不串门，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许克己再也没有了当年的豪气与自负，他用烟雾掩饰着自己的心虚，声音里却充满了慌张：“郑局长，听说职称条例修改了，我也申报了，我想问一问以我的条件这一次能不能通过？”郑红英很有策略地说了一句：“以我看，不应该有什么问题。不过最后还是要职称评审委员会来定。”这句话说了等于没说，她的意思是她个人意见是肯定没问题的，但评委会意见不等于她个人意见。许克己听了郑红英这话，也不知再说些什么。王大兰喝了一口茶说：“郑局长，你是大领导，只要你同意，老许肯定能评上。”说着就将身边的纸盒子拿出来放到茶几上，她在用这个纸盒子交换许克己的职称，许克己脸色刷白，他裂地遁逃的意志油然而生，可郑红英家地上的大理石非常坚硬，一点裂缝也没有。郑红英说：“这个事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我们还是要相信组织相信评委会。”她看了一眼茶几上包装精美的纸盒，对许克己说：“老许，你这是干什么嘛！带东西来太见外了。”许克己正要为自己辩解，王大兰抢上来说：“郑局长，这是最新出产的垂直气烫电熨斗，不要烫衣板，挂在衣服架子上就能烫了，售货员说很时髦，我就买了一个。”她说完了新式熨斗的功能后继续用很庸俗的方式说：“老许的职称全靠你了。”
临走的时候，郑红英对许克己夫妇说：“以后有空常来玩！”
许克己觉得自己是从郑红英家里逃出来的，王大兰将他一生的尊严全部出卖了。回到家里，许克己愤怒地指着王大兰的鼻子说：“你、你让我无地自容。我要跟你离婚。”许克己已经愤怒得说不出话来了，他在气头上说的话当然是不可靠的。王大兰知道自己背着许克己买东西冒犯了他，但她知道如果想征得同意是根本不可能的，她只好先斩后奏了。现在她只好抓住许克己要离婚这句话不放，放声大哭起来：“你现在当上副教授了，有新房子了，就要甩我了，我命好苦呀！”王大兰这么一哭，许克己反而没了主意，他气得坐在那把用铁丝绑着的椅子上拼命地抽烟。他觉得烟雾证明他还活着。
屋外风声四起，冷空气继续南下，这座城市溃不成军。
9
年底的时候，许克己顺利地评上了副教授，师范学校是中专，副教授是最高职称，没有正教授。许克己虽历经坎坷，但总算功德圆满了，正好最后一批福利分房也在年底截止，许克己终于住上了三室一厅的带卫生间的教授楼。
按说我二叔许克己的故事到这里就该结束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桩极其意外的事情改变了故事的走向，也让我从千里之外的城市赶回来。因为我二叔出大事了，我堂弟小东哭得那般孤苦无助，所以我必须回来。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我二叔许克己评上副教授还没到一个月，新房子还没来得及装修，那天刚上完课后他就直接去了新房子，一个染着黄头发的时尚的年轻女孩到办公室找许克己，办公室全体教师都在，大家等待发元旦的一百块钱过节费，所以全体教师都看到了这个女孩，女孩叫耿耿，是郑红英局长的女儿，李保卫也认识她，就热情地招呼她到办公室坐，耿耿就坐在我二叔的办公桌边，李保卫问她来有什么事。耿耿说：“找许老师。”李保卫问：“找许老师干什么？”耿耿说：“他送到我家的垂直气烫电熨斗，质量不好，把我的衣服都烫坏了，我找许老师要发票，找商场算账，最起码要新换一个。”耿耿很轻松地说着，嘴里嚼着口香糖。
办公室里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他们很怀疑地看着耿耿。
我二叔许克己来到办公室的时候，李保卫在办公室外面堵住了许克己，他很神秘地说：“许老师，你不要进去，郑局长女儿找你来要电熨斗发票，说质量有问题。”
我二叔伸头看了一眼办公室里整整齐齐地坐着人，顿时一阵眩晕，他发觉天空的太阳正在急速地旋转，大地和楼房翻转过来被倒扣在天上，他用手扶着窗台，没让自己倒下去。
回到家以后，我二叔脸色苍白，他只说了一句话：“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这句话被我堂弟小东听到了。从此，我二叔就再也没说过一句话，这是我二叔留在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我堂弟根本听不懂这句话，但他记住了这句话。
元旦过后，省教育厅下了一个文件，师范学校由于招生困难和不适应教育改革的步伐，经研究予以撤销，五十五岁以上的教师一律提前退休，其余教师合并到市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校作为职业技术学院的一个分部。这就是说在我二叔评上副教授一个月后，师范学校消失了，他也就提前退休了。学校和他的使命都已经结束了。
我回到家乡后，堂弟小东在车站将我直接接到了市精神病院。堂弟哭丧着脸说：“我爸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说话了，任何人跟他讲话他都不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问：“事前有什么先兆？”小东说：“没有。”
市精神病院高墙深锁，像一座监狱，那些精神崩溃的病人在医院里鬼哭狼嚎或放声歌唱，病房所有的窗户都被钢筋焊死了，我经过的病房里的病人都是狰狞的表情，我心情紧张地想象着二叔的模样，尖锐地体验着这人间地狱的场景。
二叔被关在一个红砖砌成的院子里，说是住院，实际上就是囚禁，医生一会儿说二叔是患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一会儿又说是忧郁症。二叔面对医生的任何判决都一言不发，他机械而僵硬地跟着医生、跟着家人走进各种仪器怪叫的测试室，走进单独的病房。
一扇铁门缓缓打开了，我远远地看见二叔正坐在走廊里一张小木椅上晒太阳，他的手里握着一把紫砂壶，神情木然地看着天空，天空的夕阳泛着暗红色的光。
二婶王大兰一见到我，就拉着我的手哭了起来：“你二叔，他……”
我二叔许克己穿着黑棉袄一动不动地坐着，也不睬我。我拉着二叔的棉袄袖子，说：“二叔，我回来看你来了。你还认识我吗？”
二叔不吱声，僵硬的眼神一动不动，他一点反应都没有，手里死死地抱住茶壶，他就像日本电影《追捕》里的恒禄进二那样，一天到晚地坐着。我使劲地拽他的袖子，大声地说：“二叔，是我呀！我的长篇小说很快就要出版了，我是来向你报喜的。”二叔茶壶里的水泼洒了几滴到棉袄上，他依然无动于衷，我又点燃一支香烟放到二叔的嘴上，二叔不吸，也不吐，香烟在他灰紫的嘴唇上自生自灭地燃烧着。看着一个饱读诗书的二叔，想象着我最崇拜的二叔已不食人间烟火，我忍不住流下泪来。
二婶和堂弟小东本来是希望我回来能唤醒他的回忆，因为我是许氏家族中让二叔最骄傲的一个后代，然而一个星期的接触最终让这一希望成为泡影。
市教育局郑红英局长和其他领导对我二叔的病情很关心，他们还给我二叔送了鲜花，郑红英局长对我二叔说：“老许，你要想得开一些，只要你恢复健康了，我们就可以让你到市教育局教研室工作，让你继续发挥余热。”市局对我二叔病情的结论是：因为师范撤销了，且又让五十五岁的许克己提前退休，这让对师范学校充满感情和对评上副教授后准备大显身手的许克己受到了刺激，所以精神上出了问题。郑红英说：“老许这个人就是认真，他可以没饭吃，但不能没书教。”
事实是，我二叔在师范学校没撤销前就失语了，只不过最初阶段人们没有在意而已。而我在一个星期的调查里得出的结论却与此完全不同，我认为，我二叔许克己是因为耿耿去要发票，致使给郑红英局长送电熨斗的事彻底败露，这意味着他一生所捍卫的原则顷刻间在光天化日之下土崩瓦解。
二叔许克己的失语不管是不是精神分裂的结果，但我坚决认定，二叔是以失语这种方式为一生为人做事原则的崩溃与覆灭进行忏悔，他为自己一次目的并不明确的背叛进行赎罪。
我之所以不愿说出这个结论，是因为我说出来医生会认为我很幼稚，别人也不会相信，更何况，生活本来就是不可告人。
我离开二叔后又回到了我漂泊的这座北方城市。一个月后，我接到了堂弟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二叔已经死了，死在一个北风呼啸的夜里。
这时书商找到了我，他要请我吃饭，他说愿意以每千字一百元出我的《月光下的单人床》，并希望今天就签合同，一个月内交稿，我说我不想出这本书了，他说价钱还可以再高一些。我说我不想出了，他问为什么，我说不想出就是不想出，没有为什么。
说完这句话，我转身就走，将书商扔在背后冬天的风里。
回到出租屋里，我烧掉了《月光下的单人床》的手稿，卷起行李回家为我二叔奔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