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不可告人(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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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寄居的这座城市繁荣而混乱，一幢幢摩天大楼顽固而生硬地直插天空，天空弥漫着浑浊的阳光和工业灰烬，在这些与穷人无关的大楼淡蓝色的窗子后面，形形色色的欲望和野心已经酝酿成熟。高楼密集的夹缝中，如蚁的人群怀揣着各种不可告人的动机来去匆匆，去向不明；走在钢筋混凝土的阴影下，没有阳光的脸上表情焦虑而幽暗，少数人在冬天的风中咳嗽。
某种糟糕的感觉在冬天来临的时候越来越强烈，每一片树叶在我眼前坠落都会让我心惊肉跳。我总觉得这个冬天对我来说就是一次灾难，重感冒持续了一个星期，鼻子刚刚能自由地呼吸窗外的空气，我的一位在家乡当县长的大学同学因为贪污受贿案发而失去了自由。另一位同学在电话中对我说“脑袋能不能保住还很难说”。就在我为同学的脑袋而担忧的时候，与我租住在同一幢楼里的一位做书商的朋友被一个谋财害命的歹徒卸掉了脑袋，杀害他的人居然是他雇用的司机，司机是他表弟。书商朋友刚和我谈成了一本书的合作问题，他知道我是漂在这座城市里的自由撰稿人，日子过得朝不保夕，所以他在谈稿酬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千字一百的开价。现在我只好怀里揣着一份永远也兑现不了的合同书去参加书商朋友的遗体告别仪式。殡仪馆里的哭声此起彼伏，他刚换的妻子年轻而美丽并且在情深意切地痛哭后成为这座城市里又一个自由的寡妇。我看到书商朋友躺在鲜花丛中，拼接好的脑袋在一条围巾的掩盖下结构完整且表情极其平静，他已经与这个世界毫无关系了。
冬天异常寒冷，我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自己就像漂泊在一片漆黑汪洋的大海上，孤立无助。在这个不可告人的晚上，我面对着桌上一堆半成品的书稿，想象着那再也不属于我的三万块钱稿酬。我考虑是不是跟书商朋友新婚不久的遗孀探讨一下合同补偿金的事，有可能的话，甚至将书商朋友的遗孀和遗产一起娶过来。在这种痴心妄想还没构思清楚的时候，我的眼前却突然出现了远在老家的二叔的那张苍老而威严的脸。二叔在我出来闯荡前对我的唯一一句训诫是：“人而不仁，疾之已甚”。这是孔子的话。想到这，我万念俱灰，明天的晚餐在哪里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严峻的问题。我拼命地抽烟和喝水，屋里的烟雾弥漫着破碎的生活前景，我看到鲜花在电视里开放，电视里歌舞升平的画面不仅不能安慰我，而且还成了一种伤害。我想，为什么电视里的人那么幸福呢？为什么我不活在电视里？
文学在这个冬天已由最初的信仰逐渐蜕变成谋生的手段，已由神圣的追求堕落成交易的筹码，我感到今年春节回老家是无法向二叔交代的。二叔是我精神上的导师和生活中的楷模，他是那种仙风道骨，“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人，一生当教师，安贫乐道，“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长年住在三间平房里，理直气壮，腰杆笔直。我成长过程中的偶像既不是董存瑞、黄继光、雷锋，也不是邓丽君、张曼玉、巩俐，如果有偶像，就是我二叔。可我现在为了能请女友到凯宾斯基去吃韩国烧烤而放弃文学的尊严，我没有写完的这本书叫《月光下的单人床》。我正在用一种体面的文字把下流和可耻的欲望制造出来并批发到大江南北千千万万个光线阴暗的床头和比光线更加阴暗的心理中。
这种分裂的意志和想象正在折磨着我残存的生活信心，我咬着牙决定去找另一位活着的书商，我要把自己写了一半的这张“单人床”合同卖出去。这就像一个第一次出卖自己的妓女已经在嫖客面前脱得一丝不挂了，即使再穿上衣服，那也只能算作是有纯洁愿望的妓女，基本性质是不会改变的。
我是在为《月光下的单人床》找另一个书商的路上，接到堂弟小东打来的电话的。小东在电话里对我说，二叔出大事了。我问什么大事，小东在电话里哭了，他要我无论如何要回去一趟，不然二叔就真的全完了。
二叔认为我是有出息的，不像小东，初中毕业上了技校，走投无路中只好进工厂当工人。我是许氏家族“经史济世，诗书传家”的中唯一希望。每次回家，二叔总喜欢与我坐在黄昏的时光里纵横天下谈古论今，然后让婶婶温一壶黄酒，叔侄俩一直喝到夜色阑珊、世界一片寂静的深夜。
我将书稿的提纲匆忙地交给书商，迅速地爬上火车，直奔千里之外的老家。
2
二叔出生的时候，许氏家族全面败落，曾祖父许闻道公因日本人打过他一个耳光，从此就缄口不言，并让城里的一个中药铺和一个典当行在他鸦片烟枪的点点星火中化为灰烬，祖父许慎之流着眼泪将家产中最后一座四合院质押典当出去后，才勉强办完了曾祖的丧事。我二叔诞生在护城河边那间租住来的低矮的民房里。一九四六年春天的雨季极其漫长，我二叔落地时哭声很嘹亮，祖父许慎之望着屋外稠密如注的雨水，一筹莫展，胡子突然间就白了。接生婆在一个锈迹斑斑的铜盆里洗着沾满血腥的手对祖父道：“老爷，恭喜你了，二少爷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必成大器。起个吉利的名字吧！”祖父没吱声，他穿着灰布长衫在屋内潮湿的砖地上来回踱着步子。天渐渐地暗了下来，婴儿的哭声和屋外的风雨声交相呼应。祖父放下手中的紫砂茶壶，说了一句：“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就叫‘克己’吧！”
关于我二叔的名字许克己，有许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祖父希望我二叔能够学会忍受与克制，不要像曾祖那样一时冲动，就败了家；另一种说法是家道既已败落，希望二叔将来能够隐忍发奋重振家业。究竟哪一种说法可靠，无从查考，因为祖父在二叔四岁时就去世了，所以也查无对证了。不过我倒宁愿相信，这两种意思是兼而有之。我祖父许慎之从小受过良好的私塾教育，国学基础相当深厚，还留下过一本《笃修论语辅证考》的著作，在当地学界颇有影响。祖父许慎之信心十足地准备参加县试的时候，科举考试废除了，祖父虽然没有金榜题名，但本地各界人士都尊称祖父为秀才。二叔出生的时候，落难秀才许慎之正在县党部书记郭能瑞家里当私塾先生。由于国共内战，郭能瑞不敢将子女送到外面去读书，于是将六个七到十七岁的孩子全都交给祖父，专攻“四书五经”。郭能瑞对祖父说：“蒋委员长说，半部《孟子》治天下。孩子交给你，我放心。”我祖父当时的角色实际上就是今天的家庭教师，他靠做一份家教养家糊口。家里再也请不起用人了，我祖父在我二叔一岁多的时候就带着他一起到郭府去边教书边照看孩子。我二叔一岁多时居然睁大眼睛看着祖父教子曰诗云，一动也不动。二叔两岁半时的一天黄昏，郭能瑞的三少爷磨蹭了好半天还背不下来当天教的内容，正趴在桌边玩泥人的二叔流着口水头也不抬地接上去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我祖父惊得目瞪口呆，他一把抱起二叔亲了又亲。二叔从祖父的怀里挣出来，继续玩泥人，他对祖父的震惊与欣喜毫无反应。
我二叔三岁时已经能将《论语》《幼学琼林》倒背如流。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郭能瑞要认我二叔为义子，我祖父执意不肯，说了“犬子不才，不敢高攀”的托词。其实我祖父的内心深处显然已经把二叔看成是许家东山再起的希望，憨头憨脑的我二叔在三岁的时候让我祖父重振家业的信心死灰复燃，之所以不愿与郭能瑞家有太多的瓜葛，是因为我祖父已隐约感到郭能瑞所盘踞的那幢县党部红楼正摇摇欲坠。果然不久后的一天夜里，县党部里枪声不绝于耳，第二天早上我祖父去郭府的时候发现楼顶上的旗子已经换了，郭能瑞家门口站着几个穿土布衣服荷枪实弹的军人，一些人从郭府里抬出了箱子和柜子，郭家的人也从此下落不明。当时我二叔蜷缩在祖父的怀里像一只受惊的鸭子一动也不敢动，我祖父想郭家欠他的一个月薪水是再也要不回来了。这是一九四九年初春一个寒风萧瑟的清晨，县城解放了。
我祖父许慎之先生在一九五○年六月的一个黄昏被军管会的人带走了。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县城里反革命人数不够，所以在县党部书记郭能瑞家当家庭教师的我祖父就成了第三批被抓的“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军管会审判后决定在第一个国庆前节枪毙我祖父。处决的布告贴到了大街上，一位背着长枪的人到护城河边通知我祖母和十六岁的我父亲准备去收尸。家里哭声一片，二叔也很盲目地跟着大人们人云亦云地哭了起来，他流着鼻涕，嘴里呜里呜噜地叨咕着“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谁也没能听懂他的意思。我祖母擦干眼泪带着我父亲上路了，她去找一位在华东野战军里当旅长的哥哥，拿着旅长的信回来的时候，我祖父已经被押上了红草湖边的刑场。军管会的人看了旅长的信后，刀下留人，放了我祖父。据我二叔多年后对我说，旅长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慎之先生，一介平民；无党无派，为人谨慎；贫寒持家，教书为生；新政初始，人才匮乏；当留其性命以报效国家。”我祖父被放回来后，三天不吃不喝，一言不发。第三天傍晚我四岁的二叔听到祖父说了一句“士可杀，不可辱”的话，当天夜里我祖父在护城河边的一棵柳树上吊死了。
我二叔后来靠我祖母纺线卖钱和我父亲糊火柴盒挣钱读完了小学和初中，初中毕业后二叔许克己考上了市师范学校。风华正茂的二叔在师范学校是一个呼风唤雨、举足轻重的人物。有一个传说是这样的，二叔如果头天晚上感冒了，第二天就会成为全校师生的头条新闻，甚至成为一个事件。这并不夸张，因为二叔不仅各科成绩绝对优秀，而且普通话说得比电台播音员说得还要标准，他在校期间，参加过全省师范学校普通话比赛，以无可争议的绝对高分获得第一名。他在学校国庆联欢会上朗诵的贺敬之长诗《回延安》竟让许多同学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这流泪的同学中有一个女生叫郑红英，她说：“你的声音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们每个同学的心。”她说的“我们”实际上就是“我”，那是一个爱情非常含蓄的年代，郑红英如此表达已经是相当公开和大胆了。我二叔许克己留着一个三七开的小分头，他很谦虚地说：“你过奖了。”二叔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扎着羊角辫的郑红英学习成绩一般，但人长得生动活泼，一双明亮而清澈的眼睛流淌着万种风情，这是一双从进校第一天就让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男同学想入非非的眼睛。我二叔许克己亦非圣贤，他在这双眼睛的左顾右盼中很难做到“非礼勿视”。而当郑红英用目光与我二叔许克己进行公开交流的时候，我二叔许克己却不敢正视现实了，他扭头望着远处的一棵法国梧桐树，树上枝叶繁茂，阳光铺天盖地。
毕业的时候，市电台要二叔去电台当播音员，但学校已决定二叔留校任教。那年月没电视，当电台播音员就像今天当倪萍、赵忠祥一样风光，学校征求我二叔意见，我二叔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当老师。”已经留校任团委干事的郑红英也劝许克己去电台当播音员，许克己说：“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我读师范，当求博学古今，厚德载物。家父慎之公毕生传道授业，子承父业，天经地义。”郑红英暗自神伤，满腔热情遭遇一盆冷水。
之所以我要写到郑红英这个女生，是因为郑红英对我二叔许克己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3
许克己与郑红英同时留在师范学校，应该说，这为他们爱情的巩固与发展创造了最好的条件。许克己当老师，郑红英是校团委干事，他们一同去食堂吃饭，住在相邻的单身教师宿舍里，他们能彼此听到隔壁屋里老鼠走动的声音。郑红英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你夜里睡觉打呼噜的声音就像美军飞机空袭一样。”许克己说：“这纯属无中生有。”没事的时候，郑红英经常到许克己的宿舍串门聊天，许克己对郑红英的美貌情有独钟，但他始终把握不好男女间爱情的火候，这就像一个很想吃河豚的人面对着活蹦乱跳的鱼又不知道如何下手。许克己坐在床边，郑红英坐在一把腿脚摇晃的木椅上，两人保持着严格在一米左右的距离，就如同两个神圣的基督徒回忆挪亚方舟时代的故事。屋内的光线很暧昧，但他们聊天的内容却越来越明亮，那是一个充满乌托邦理想的岁月，许克己自以为是地开导或者说是教训郑红英：“你的汉语拼音总是n、l不分，现在当老师了，应该把吕叔湘的《现代汉语》至少再啃五遍，不然就会误人子弟。”郑红英不高兴了，她清澈的眼睛里顿时灰暗了起来，她说：“我是团委干部，我不是老师。”许克己反唇相讥：“难道你不打算当老师，甘心在团委混一辈子？”郑红英反击说：“你的政治觉悟太成问题了，在团委工作是非常神圣的，怎么能说是混呢？”聊天的内容非常生硬，两人只好看着屋顶的那盏昏黄的灯泡发愣，有一只蜘蛛正在屋角上勤勤恳恳地结网，极个别忘乎所以的蚊子栽进了网里。
学校里所有的老师都以为许克己和郑红英正在恋爱，这是一对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绝配。一位担心他们未婚先孕酿出大祸的老教师黄修儒很恐慌地当着两人的面说：“你们还是趁早把大事办了。”其实许克己跟郑红英连手都没拉过一下，他们谁也不愿先开口明确恋爱关系，但谁也不愿结束这似是而非的同学关系。许克己觉得郑红英留校当了团委干部后，他们之间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郑红英在团委经常向普通教师许克己布置参加文艺活动的朗读节目，那口气有意无意地就流露出了领导意志。而在学生时代，学习委员许克己是经常批评郑红英作业做得太马虎。郑红英那时候就会低下头，脸羞得通红，胆怯地说：“我下一次一定端正态度。”现在这种角色错位让许克己感觉相当糟糕，他时常感到自己不得不接受郑红英的命令而且还像犯了错误一样。郑红英也许意识到了许克己这种心理失衡，她在食堂买一份肉的时候就将其中的一大半夹到许克己碗里，同事们就开玩笑说许克己真是有福气，许克己就对郑红英说：“你要是吃不完，就不要买。”郑红英当着同事们的面一点也不敢生气，而且面对同事们的挑衅很有策略地说了一句：“我要是能吃完一份，我就不买了。”这让同事们哑口无言。
留校三年后，郑红英已经当上了校团委书记，而许克己还是普通老师，他每天站在粉笔灰里教学生们如何字正腔圆与辨别前鼻音和后鼻音的差异。看到一些同学不得要领时，他会气得在课堂上脸色刷白：“举一隅而不知三隅反，无可教也”。那些初中毕业考进师范的学生基本上听不懂他的意思，脸上很是迷惘。这时他又追问一句：“知道什么叫‘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学生们仍然迷惘，许克己无奈地摇摇头，重重地叹一口气。许克己中午在食堂吃饭时脸色就非常难看，饭也吃得极其勉强。这天中午，他将自己的菜全都给了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陈可新吃，陈可新是许克己最赏识的学生，陈家中父母双亡，靠种地的爷爷奶奶送米来上学。许克己从工资中挤出几块钱给陈可新，陈可新坚决不要，许克己说：“好，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就有道而正焉。”但他每学期私下里还是买了许多笔和作业本悄悄地塞给陈可新，时常在食堂买饭时也会多买一份给陈可新。陈可新接过许老师的作业本的时候，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这些事除了他们师生两人知道外，任何人都不知道。郑红英在学雷锋运动征集先进事迹的时候，许克己对陈可新说：“行善未及心善。只字不提，知道吗？”陈可新点了点头。
此时的许克己已是风光不再，他的头上始终沾满了永远也掸不尽的粉笔灰，一件蓝得发白的中山装总是少一个纽扣，除了教书外，便是啃他的故纸堆，一本清乾隆年间刻印的《四书校注》已被他翻得遍体鳞伤，还有一些祖上留传下来的残缺不全的《汉书》《史记》《隋唐演义》全都藏在他枕头边的一个暗红色的木箱子里。许克己与这些古代的文字为伍，过着传统而古老的生活。当了老师后，他再也没兴致参加诗歌朗诵了。郑红英说：“当年的余音绕梁、风流倜傥哪去了？”许克己说：“现在应该让学生去参加，如今再去放浪形骸、甚嚣台上，有辱师道尊严。”
团委书记郑红英觉得自己和许克己之间应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关系，许克己不主动开口是因为他的自尊和两人地位落差而造成的自卑，于是郑红英就觉得自己应该主动一些。她认定许克己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她愿意为明确关系付出自己能够承受的代价，但她不能付出女性全部的尊严，所以就在准备送给许克己的笔记本上写下这样的文字：“赠许克己同志：赤胆忠心干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共勉。你的同学：郑红英。”送笔记本是那个时代表达爱情的最根本的象征，相当于今天送玫瑰花，用意是十分明显的。郑红英在那本绿皮笔记本扉页中的题词虽说是豪言壮语，但仍然显现了掩耳盗铃的破绽。郑红英怀揣着笔记本敲开许克己宿舍门的时候，心怦怦乱跳，她知道怀里揣着的是未来的爱情和子孙绕膝的生活前景。同样有自尊的郑红英一进门就故作轻松地说：“克己，这是团委多出来的笔记本，送你一本。”许克己接过绿皮封面笔记本的时候看到了封面上毛主席和林彪接见红卫兵半身像的下方印着“师范学校团委工作笔记”的字样，许克己的脸当时就变了。他没让郑红英坐下，声色俱厉地说：“这是团委的工作笔记，你这个团委书记怎么能假公济私，随便送人呢？”说着就将笔记本甩到了郑红英的怀里，他甚至没有看到笔记本扉页上的题词。郑红英哭着跑开了。许克己对着郑红英的背影还说了一句：“岂有此理！”许克己坐在昏黄的灯光下，嘴里直喘粗气，他听到了屋外的风声呼呼作响，许多树叶在风中飘落。子夜时分，许克己忽然想起了笔记本之于男女间的特殊含义，他有些后悔了，郑红英的眼睛“惑阳城，迷下蔡”地在这孤寂的夜里闪烁着。他出了门走到隔壁郑红英的门前，他在黑暗中伸出手准备敲门，风很冷，他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第二天早晨在食堂吃完早饭回宿舍的路上，许克己对郑红英说：“笔记本是公家的，你卖给我怎么样？”郑红英美丽而苍白的脸上一片冰冷，她说：“公家的东西，我不卖。”
许克己从郑红英的话里彻底明确了笔记本的含义，郑红英的拒绝使他们进行了四年多含糊的爱情在这个有风的清晨随风而逝。许克己站在风中愣了好半天，他看到许多树叶正在他的眼前纷纷扬扬地零落成泥。从此，郑红英和许克己再也没有来往串门聊天，他们相安无事地在各自的岗位上过着与爱情毫不相干的生活。许克己潜心研究当地方言与普通话在声韵母上的校正规律，运用于教学，学生们的舌头都会打卷拐弯了，毕业时居然有六个学生被市县电台要去当播音员了，许克己的脸上就有了一种无比辉煌的成就感。
六个当电台播音员的学生中本来有他的得意门生陈可新，但许克己不仅不同意，而且要给陈可新处分。毕业考试的时候，成绩优秀的陈可新居然将试卷给后面的同学李保卫抄袭，当场被许克己抓了个现形，陈可新当时脸色一片死灰，他手中的笔也落到了地上。许克己从地上捡起那支他为陈可新买的“新农村”牌钢笔，狠狠地摔向水泥窗台，钢笔断成了两截。全班的同学都惊得张着嘴，不敢用鼻子吸气。事后，许克己在调查这起作弊案件时，了解到市粮食局局长的儿子李保卫花十块钱买通了陈可新，陈可新为了十块钱出卖了公平考试的原则和许克己对他的希望。陈可新泪流满面地跪在许克己面前：“许老师，我对不起你！”许克己怒吼道：“站起来！我不要你向我下跪，我要你对自己的良心下跪。贫贱不能移，而你见利忘义，羞耻！”学校对这件事采取了冷处理的方式，只是给了陈可新个暂缓分配的处分，暂缓时间是一年还是一个月没有说清楚。许克己到团委找郑红英，强烈要求开除陈可新的团籍，两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来往了，郑红英这时冷冷地说：“许老师，明确告诉你，我不同意开除陈可新团籍。”许克己问：“为什么？”郑红英说：“年轻人犯错误连上帝都会原谅的，这是列宁说的。你能说你没犯过错误？”许克己愣了一下，说：“我犯过什么错误？即使犯，性质也不一样。”郑红英说：“你的性质比陈可新要严重得多，陈可新破坏的是纪律，而你践踏的是心灵，心灵你懂吗？”许克己若有所思，但他不愿承认，郑红英当然也就不便挑明。这件事过后，许克己心灰意冷，因为他知道了李保卫的父亲是市粮食局局长，学校食堂许多平价粮和平价油都要靠他父亲批条子。两个作弊的学生在其他同学毕业一个星期后就分配了，损失最大的是陈可新，他没去成电台，而是分到了一所乡村小学当老师；李保卫留在市第二小学当老师。陈可新走的时候，没跟许克己打招呼，这使许克己很伤心，内心深处他是非常喜欢陈可新的，本来他还想跟他多提醒几句今后为人做事的话，但陈可新没来，他也就权当没这个学生了。
本来，许克己和郑红英的关系早就应该结束了，他们维持着一种最简单而普通的同学和同事的关系，平时井水不犯河水，偶尔冤家路窄，两人迎面相遇，郑红英就主动地问一句很礼貌的废话：“吃过饭了？”许克己也就答一句：“吃过了。”真正让许克己爱情死灰复燃的是，许克己母亲去世的时候，他请了假，独自一人回二百多里外的老家为母亲办丧事。第三天出殡，披麻戴孝的许克己悲痛欲绝地跪在母亲棺材前几次晕了过去。他是母亲一手拉扯大的，这种恩情使许克己还没来得及报答就提前结束了，许克己甚至想到了死。这时，郑红英突然出现在了许克己的面前，她拉起了泪流满面如行尸走肉般的许克己说：“克己，你要节哀！生活还要继续。”许克己见到郑红英像是见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说：“我妈妈，没了。”说着就又瘫倒在漆黑的棺材前痛哭失声。郑红英再一次拉起许克己陪着他一起抹眼泪，她的手和许克己的手紧紧地攥在一起，这几乎成了他们这一生中第一次握手也是最后一次握手。郑红英规规矩矩地按照当地的风俗穿上了孝衣并在棺材前磕了三个响头。许氏家族的人都把郑红英当成了许克己未来的媳妇，所以都对这个城里的漂亮姑娘感激有加。
许克己母亲的丧事重新拉近了两人的关系，他们又开始相互串门聊天了。许克己是一个“惜言如金”的人，但他还是在一个月光很好的晚上，坐在窗前的椅子上对郑红英说：“真的很感谢你参加了我母亲的葬礼。”郑红英说：“都是老同学，说这话就有些见外了。”许克己壮着胆子问了一句：“你能再送我一个笔记本吗？”郑红英长时间地沉默，许克己听到了自己腕上手表指针走动的声音，这声音像锯子一样将这个寂静的夜晚锯得四分五裂。过了很久，郑红英平静地说了一句：“我只有校团委的工作笔记本，你要吗？”这下该轮到许克己沉默了，他没说话，可郑红英显然对那种酝酿后的答案缺少应有的信心，所以她站起身来说，“我先回宿舍了，明天早上还要去市里开会。”郑红英走了，许克己坐在椅子上看到月光已经从窗台上移走了，他耳朵里灌满了蛙声，这使他回忆起护城河边的岁月里，在月光下蛙声里纺线的母亲，他的眼泪流了下来。
时间和岁月磨洗着人的容颜和事物的真相，七十年代到来的时候，许克己和郑红英都已经成为大龄青年了，他们的同学早就抱起了儿子并在天伦之乐中享受着生活应有的温馨和平静。而此时，二十八岁的许克己却像一页古书一样严谨而刻板地走在阳光和风中，头发干燥，面色凝重，字正腔圆的声音开始拖起了长长的尾音，那种磁性的光辉已经在春华秋实的更替中暗淡。许克己已经很多年没有上台朗诵过了，他觉得他正在走近他的父亲许慎之公，除了没有长长的胡须，他在捧读那本发黄的《四书校注》的时候，他觉得父亲慎之公已经复活了，因为他的思想和情感已经乘上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那辆周游列国的马车。而此时的郑红英却时来运转，飞黄腾达，旧的校领导班子在“反潮流”的声浪中全军覆没后，二十七岁的郑红英当上了校党委书记和校长。这时，所有的人都认为许克己和郑红英这两个人再也不是以前郎才女貌所能概括得了，他们就像《红灯记》里所说的“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了。随着革命的深入，许克己越来越跟不上时代，政治学习心不在焉，大批判时消极怠工。在“兼学别样，也要学工学农学军”的时候，教师范生普通话正音的许克己就像一个空酒瓶摆在酒桌上一样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处了，更何况大批判的时候，一律要用方言批判，因为那是一种朴素而真实的阶级情感的自然流露。
就在全校所有的人认为许克己和郑红英关系已经成为历史的时候，郑红英找到了许克己，她直截了当地说：“克己，毕竟这么多年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明天就买一个笔记本送给你，当然不是公家的。”郑红英和许克己都知道，这么多年来，他们两人虽然从没明确过关系，但两人都拒绝了所有好心人的提亲，这使他们两人都感到奇怪，但谁也没有交流过这是为什么。许克己在亲戚朋友的巨大压力下，也想将自己交给一个女人和一个家庭，就当是完成一个人生的作业一样了结它。所以他在听了郑红英的话后，说：“如果你送我一个笔记本的话，我就送你一支钢笔。来而不往，非礼也。”郑红英说：“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许克己说：“什么条件？”郑红英说：“你能不能把许克己这个名字改了？‘克己复礼’被林彪写成了条幅挂在家里，而且这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孔老二说的，林彪又用这句话借尸还魂。”许克己突然从椅子上弹起来：“你怎么能这样无礼？你居然说孔夫子他老人家是孔老二？”许克己的脸涨红了，他嘴唇哆嗦着，眼睛里流露出愤怒而痛苦的光芒，“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郑红英刚刚在市里听了内部传达，所以她提前透露信息并且很为难地说：“你怎么一点政治意识都没有？全国‘批林批孔’的运动马上就要全面发动了，你还留着这么一个剥削阶级的名字，你叫我怎么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许克己打开门，做出逐客的手势：“请你不要想让我改名，更不要亵渎孔夫子。”
“批林批孔”运动在全校铺开的时候，每个教师都要写批判文章，分教研组进行座谈讨论。许克己当着进驻学校的市工宣队的面拍案而起：“孔子说‘自行束修’‘有教无类’，连穷人的孩子都可以上学，完全是无产阶级的感情，怎么能骂人家是孔老二？林彪是什么东西？他怎么配跟孔夫子合穿一条裤子！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郑红英脸色当时就变灰了。许克己还说“学而优则仕”有什么错，难道要让那些考试不及格的人去当领导吗？
事后，市里准备将许克己定为现行反革命，也有说干脆逮捕法办算了，但不知何故，许克己只落了个清除出教师队伍的处分。郑红英说：“你还是留在校文印室刻钢板吧。”许克己对郑红英说：“我不刻钢板，我要打扫卫生。”
那一刻，郑红英看到许克己脸上的胡子像蒿草一样茂盛，青黄不接的脸如同一本古书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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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红英并没有让许克己在校园里打扫厕所和办公室的卫生，她让许克己负责上下课打铃和课间放广播体操。许克己整天闷在值班室里啃“毒草”，驻校“批林批孔”的工宣队长向郑红英举报许克己思想顽固在值班室看“四旧”的书，建议组织全校教师公开批判一次，郑红英说许克己已经不属于教师队伍，这件事等研究后再说吧。工宣队长捋了一下头顶上寥寥无几的几根头发说：“师范学校是形左实右的重灾区，不让逮捕，不让打反革命，也不让批判，这不是路线问题是什么？”郑红英对这位文盲出身的工宣队队长说：“先把你们工宣队这个月的伙食费交齐了再说，路线问题的事我比你更清楚，师范学校的事你少管。”郑红英拿出造反派的脾气将手中的那本绿皮封面的笔记本掼在桌上，工宣队长愣住了。
郑红英准备找许克己谈一次，许克己却主动找到了郑红英的办公室，他们坐在领袖像和带有骂人性质的标语下面进行了这样的对话。郑红英说：“你的那些书再也不能看了。”许克己说：“是的，我不看了，我准备结婚了。请你给我开一个结婚证明。”郑红英问：“女方是哪里的？”许克己说：“市煤球厂的女工，叫王大兰，工人家庭出身。”郑红英说：“结婚是你的权利，学校当然同意。”
许克己结婚的第二天，他从温暖的被窝里被叫起来参加了对他的批判会。校会议室里工宣队的成员和部分教师代表声色俱厉地从许克己的名字开始批判并一口咬定许克己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是反动的奴隶主阶级的衣钵。郑红英脸色很严峻地主持了批判会，她在批判许克己抱残守缺、食古不化的同时希望许克己能够和奴隶主阶级划清界限，尽早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工宣队队长断喝一声：“许克己，你必须悬崖勒马！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许克己新婚伊始，女人使他安静而满足，他很宽容地看着一张张扭曲的脸，表态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所有的人听得一头雾水，批判会开得虎头蛇尾，因为显然这样的批判不能触动许克己的灵魂。
郑红英在许克己结婚一年后嫁给了市革委会的一位比她大十二岁的副主任。许克己结婚无人参加，郑红英结婚不少人参加了，但没请许克己。这个时候，许克己和郑红英曾经有过一段的感情经历实际上已经没有人相信了，部分老教师在提起此事的时候，大多数新来的老师认为不可能。不相信此事的老师中就有刚调来的李保卫，李保卫是许克己的学生，他从市二小调师范后，居然也一本正经地上了讲台。郑红英结婚后搬到市委大院去了，她的那间平房三年后分给了许克己，因为许克己的第一个儿子已经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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