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六 周游世界（九）探讨苏联的工业化(第 1/2 页)
龙星在研究中国的现代化的时候，曾经非常关注苏联的工业化。他认为苏联的工业化可定对中国的现代化有借鉴意义。既然有机会来俄罗斯，他就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于是，他和一些俄罗斯学着进行了交流。经过交流，他得到了很多有益的知识和启示。
俄罗斯学着介绍了苏联工业化的背景：十月革命前，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产品只占国家全部产品的l/3，农业产品则占国家全部产品的2/3。1914年沙俄的工业产品只占世界工业产量的2.46%。如果按人口平均计算，当时俄国的工业产品产量和落后的西班牙不相上下。俄国不仅在经济技术上要依赖于工业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还要从国外输入大量的机械设备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接踵而来的外国武装干涉及国内反革命叛乱，使已属落后的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给苏维埃国民经济带来的损失，总数达390亿金卢布，超过战前整个国家财富的1/4。1920年，工业产品只有战前的14%，农业状况更加严重，其产量只及战前的60%。
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工厂停产和粮食奇缺，引起了失业和饥荒。1920—1921年，全国就约有3300万人面临饥饿和死亡。
显而易见，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被粉碎后，苏维埃俄国党和政府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被破坏了的国民经济。
然而恢复国民经济，只意味着要达到1913年的水平，达到一个仍然是落后国家的水平。要使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彻底“摆脱资本桎梏的整个解放事业的成功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必须“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
列宁曾指出：“要挽救俄国，单靠农民经济收成丰盛还不够，而且单靠供给农民消费品的轻工业情况兴旺也还不够，——我们还要有重工业……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根本不能维持我们成为独立国家的地位……”。要挽救俄国”就要“挽救”和“恢复”重工业，这是列宁从分析苏俄的国情，分析苏俄所处的历史条件所得出的结论。
有些中国学者总是对苏联的工业化持有片面的看法。有的甚至认为这是不管农民的死活的做法。龙星则认为：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国情，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条件。如果离开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开始时的国情，离开苏联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来谈这个问题，就不能正确评价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
俄国是一个资本主义未能发展起来的落后的农业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非常落后。1928年重工业只及轻工业一半的比重，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然大于工业。按照列宁的“要挽救俄国”就要“挽救重工业”否则“就根本不能维持我们成为独立国家的地位”的思想，重工业的发展显然是不适应要求的。况且，恢复起来的工业，基础薄弱，经济技术落后，它阻碍着轻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当然更谈不到能使小生产占优势的农业得到改造和进一步发展。只有迅速地在国民经济中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才能使苏维埃国家从落后的状态中，走上工业现代化的轨道。而重工业，就是这种基础的实质。没有它，要想对整个国民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不可能的，没有它，要想把落后的俄国国民经济部门装备起来也是不可能的。同时，只有把重工业优先发展起来，在经济上才不至于依赖外国，才能够保持苏维埃国家政治上的独立性，捍卫住苏维埃制度。否则就会带来相反的后果，因为经济上的依赖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依赖。“资本主义国家既供给了我们装备和机器，那它们就能向我们提出放弃苏维埃制度基本柱石”的要求。苏联在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还是和它所处的国际环境有密切关系的。
当时的苏维埃国家是处于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在粉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后，资本主义世界在对待苏维埃国家的态度上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主张继续实行公开的武装干涉政策，“不认承”苏维埃国家；另一种主张同苏维埃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和经济关系。但是，不论前者或后者，它们的目的都是一个，那就是颠覆苏维埃政权。
事实上，帝国主义大国首脑和垄断巨头们，每时每刻都在打苏维埃国家的算盘。在用外交和经济手段向苏维埃国家进攻的同时，随时都准备着用战争的手段来搞垮它。只要他们认为有了这种机会和可能，就会不顾一切地扑向与其势不两立的苏维埃国家。只有迅速地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只有苏联自己拥有极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才能够击败帝国主义外交和经济上的进攻，才能够随时击败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才能够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保持自己的独立和自主的发展，才能把国防力量增强到足以捍卫伟大革命成果的水平。正如列宁所说的：“……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向前，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列宁在《论粮食税》这一著作和他的合作社计划中，在阐明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时，都强调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1921年6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谈到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和俄罗斯电气化计划时，一开头就指出，“社会主义的唯一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一并要求“必须把这一原理具体化”应用到苏维埃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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