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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周，陶思远带弟弟去干预中心，还是简单而有所隐瞒地对干预师说了弟弟的情况。

    他告诉干预师，有个朋友离开了弟弟，弟弟不太适应。

    干预师和弟弟单独谈了谈，给弟弟布置了一项任务，要弟弟每天记录生活的日常。

    弟弟非常听话，当天就记录了起来。

    陶思远找了个借口，不再做蒋太太的投资顾问，但蒋太太还是时常打电话来关心陶思稚的近况。

    聊天时，她也偶尔谈及蒋舸，说蒋舸上学很努力，但变得比以前孤僻，假日期间也常常推脱有事，不回国，说蒋舸可能和他高中的女朋友分手了。

    随着时间过去，陶思远觉得弟弟或许已经完全将蒋舸忘记了，就像忘记他的小学同学，用适当行为替代了问题行为。

    但弟弟不再过生日了。

    生日时弟弟不愿意出门，安静地待在家里，玩他18岁收到的生日礼物，一台游戏主机，好像自己的生日消失了，不存在了，没有再吃过陶思远给他买的任何一个生日蛋糕。

    22岁时游戏机坏了，弟弟把主机收好，放回了盒子里。

    弟弟大学本科毕业这年，全家去参加了他的毕业典礼。

    弟弟接过校长递来的毕业证书，小心地没有碰到校长的手。

    陶思远在一旁拿相机记录，父母热泪盈眶，弟弟走下台，把证书给了陶思远，又拿出手机玩起了游戏。

    上了车后，弟弟要陶思远帮他抽卡，没抽到新卡，弟弟不高兴了，一路都不说话。

    晚上，弟弟的电脑放在客厅，忘记拿进房间。

    陶思远偷看了一次弟弟的日记。

    弟弟的日记里的句子都很简单，如实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修了什么学科，教授的名字，考了几分，玩的游戏，抽到的卡，看的电影，甚至公交或地铁车厢里的人数。

    最后一条是傍晚写的：大学毕业了，没有住到一起。真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