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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思远的二十九岁到三十六岁仿佛黄粱一梦。

    似乎发生了许多事情，也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工作方面较为顺利，每年工资都涨，他升职了，开始拿分红；在父母的催促、朋友的怂恿下，谈了两段恋爱，都无疾而终，未能成家。

    这七年间，陶思远家庭成员的性格发生了一些改变。

    一直需要他接送的患有高功能自闭谱系障碍的弟弟陶思稚，在18岁的5月假期前一天早晨，突然从家里失踪。

    最后他在明德里找到了在认真听讲的弟弟，发现弟弟学会搭地铁了。

    于是天气不好的工作日，他或父母送弟弟去上学，而后上班，傍晚再接弟弟放学。

    天气好的工作日，弟弟搭乘公交。

    弟弟的高考结束这天傍晚，他带弟弟去买了一个新的手机，办了新的手机卡，往新的手机里存家人的电话号码，弟弟站在他身边，看着他把号码全都输入。

    “是不是还要下载恋爱蔷薇园。”他问弟弟。

    “流星蔷薇园，”弟弟纠正他，又告诉他，“不需要了，我今天在电脑上看到一个好像很好玩的新游戏。抽到ssr卡的概率比流星的高百分之零点一，我决定换成那个游戏玩。”

    陶思远问弟弟：“旧的不玩了吗？”

    弟弟伸手把新手机拿过去，没有再说话了。

    那天陶思远觉得或许蒋舸是陶思稚的流星蔷薇园，陶思稚不玩流星蔷薇园了，也把蒋舸忘掉了。

    他觉得应该对陶思稚进行一些成人教育，纠正弟弟的一些误区，让弟弟在交友方面的行为更加恰当，因此有时会向弟弟探听一些他和蒋舸相处的细节，想从中找出最初的不当片段，并进行解说。

    陶思稚有时候愿意说，有时候不愿意。

    大约在弟弟大学一年级的秋天，陶思远发现弟弟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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