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选民群体(第 2/2 页)

    不要以为这种描述只适用于固执的选民群体，更不能认为理性与否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不管是什么样的无名称集会，即使参与者全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会上的争论也没什么两样。我已经说过，当人们聚集成一个群体时，降低他们智力水平的机制就会发生作用，在所有的场合都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证明。例如，1895年2月13日的《财报》就有一篇关于学术集会的报道：

    那个晚上，会议越来越嘈杂，众人的争吵声有增无减。任何一个演讲者说上两句话，就会被人打断。时时刻刻都有人大声喧哗，场内喊叫四起。演讲者的发言在博得了喝彩声的同时，也听到了辱骂声。一些听众激烈地争吵着，有人挥舞着木棒，有人不停地击打地板。如果有人打断演讲者发言，听众不是叫嚷着“把他轰下去！”就是“让他说！”

    一位学者，我们姑且称之为c先生，此君满嘴仁义道德，在他发言的时候，张口便批判某些人不是白痴就是懦夫、恶棍、卑鄙无耻或唯利是图之人，社会充斥着打击与报复，世风日下，他宣称要把败坏道德的东西统统消灭。

    人们也许会问，政治或派别不同的选民，意见怎么可能达成一致呢？问这种问题的人，等于为群体自由文过饰非，这个奇怪的谬论忽略了群体心理原始化的特征。虽然大众群体也有意见，但这些意见绝非他们自己的，这些意见不过是被煽动的群体接受的某种暗示，既然是暗示，自然合乎理性的可能性也极低。

    这是因为，在类似选举的事件上，选民的意见和选票都被操控在选举委员会的手里，领袖人物通常都是些有名的政客，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向工人阶级承诺各种好处——他们尤谙将改头换面的个人意愿变成群体意识，因此得到了群体的拥戴，很有影响力。正如民主人士谢乐先生所言：“你知道什么是选举委员会吗？它是我们各项制度的基石，是政治机器的一件杰作，它的零件不多不少。今日的法国就长期被选举委员会统治着。”

    只要候选人能被群体所接受，且有一定的财力，要对群体产生影响，就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了。选举委员会之威力由此可见一斑。一位选举委员口出狂言：假如有人汇款300万法郎给他，他就能保证让布朗热将军重新当选。

    选民群体的心理学就是如此，它和其他群体一样：既不更好也不更差。

    以上所言并非反对普选的结论。我明白了它的命运，因此出于一些实际的原因，我愿意保留这种办法。事实上，我们是通过对群体心理的调查归纳出了这些原因，基于这些考虑，我要对它们做进一步的阐述。

    不必怀疑，普选的弱点十分突出，所以我们很难视而不见。不可否认，文明是少数智力超常的人的产物，他们构成了一个金字塔的顶点。随着这个金字塔各个层次的加宽，智力也越来越少，这些智力低下的人就是一个民族中的群众。一种文明的伟大，如果仅仅依靠以人多势众自夸的低劣成员的选票，是无法让人放心的。另一件无须怀疑的事情是，大众投下的选票往往十分危险。他们已经让我们付出了若干次被侵略的代价。

    虽然这些不同意见从理论上说颇令人信服，但在实践中却毫无势力。只要还记得观念变成教条后有着不可征服的力量，我们就得承认这一点。从哲学观点看，群体权力至上的教条正如中世纪的宗教教条一样不堪一驳，但它却拥有和昔日教条一样强大的绝对权力，它和过去的宗教观念一样不可战胜。

    假如有个现代自由思想家穿越时间，被送回了中世纪。你会认为他敢攻击盛行于当时的宗教观念吗？这些宗教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一旦冒犯它们，法官就会毫不留情地把他送上火刑柱，指控他与魔鬼有约或参与了女巫的宴会，他还敢质疑魔鬼或女巫的存在吗？

    试图通过讨论改变普选制度，不比群体的迷幻式的信念明智多少。于当前来说，普选的教条有着过去的宗教式威力。那些政客和记者提到民主和社会主义时，演说家和作家表现出的阿谀奉承与谄媚之态，即使路易十四也不曾享受过。因此，我们对待普选制度，必须如对待宗教教条一样，如果不赞同，那么就保持缄默，让时间去改变它吧。

    致力于破坏这种教条只是徒劳无功，因为它有一件伪饰自己的外衣。托克维尔说：“即使在平等的时代，人们也不相信他们彼此之间全都一样的说法，但这种比喻却使他们对公众判断力的信赖几乎毫无节制，究其原因就在于，要所有人同样开明是不太可能的，真理不一定掌握在多数人手里。”

    如果有必要限制选举权的话，只让那些智力优秀的人参与选举，我们可以认为，这样做能提高大众投票的质量吗？显然我永远也不可能这么想，基于前文已经说过的理由，即一切群体，不管组成它的成员是什么人，全都患有智力低下症。一旦进入群体，人们就变得智力平平了，我一点儿都不相信在某个普通问题上，40名院士的投票会比40个卖水的人的投票更高明。

    不要认为只让有知识和有文化的人成为选民，被我们谴责的普选投票结果就会大为不同。一个人不会因为通晓希腊语或数学，因为是个建筑师、兽医、医生或大律师，就有特殊的智力或理解深刻的社会问题。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家全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大都是教授或学者，但他们何曾就哪个普遍性问题——贸易保护、双本位制等——达成过一致的意见？这是因为人类普遍愚昧无知，学问不过是弱化了他们的无知而已，但这拯救不了他们在深度问题上的低能。在社会问题上，由于未知因素太多，从本质上说，教授和农民的无知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即使完全由学识渊博之人组成选民群体，他们的投票结果也不会比现在的情况好到哪儿去。他们仍然受自己的感情和宗派精神支配。对那些我们现在必须对付的困难，还是一个也解决不了。而且，我们可以预见的是，这些有身份与地位的人组成的身份团体，将会施加压迫百姓的新暴政。

    大众的选举权，无论是被限制还是放任自流，无论是在共和制还是君主制之下行使这种权利，也无论是在法国、比利时、德国、葡萄牙还是西班牙，其结果都一般无二。翻天覆地扯了这么多，我要说的不过是：群体选举的结果，不过是一个种族意识的向往和需要。每个国家的当选者，他的一般意见都反映着种族的秉性，从上一代人到下一代人，这种秉性不会有什么显著的变化。

    我们一再遇到种族这个基本概念，由此可见，各种制度和政府对一个民族的生活只能产生很小的影响。民族主要是受其种族的秉性支配，也就是说，是受着某些品质的遗传残余的支配。所谓秉性，正是这些品质的总和。种族和我们日常之需的枷锁，是决定着我们命运的神秘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