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群体的意见和信念 第一章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中的间接因素(第 3/3 页)

    这种非常适用于拉丁民族秉性的教育体制，主要的危险来自一个事实，即它建立在根本错误的心理学观点之上，认为智力是通过认真学好教科书来提高的。采用了这一观点，人们开始竭尽全力地逼迫自己学习许多手册上面的知识。从上小学一直到大学毕业，一个年轻人除了用心牢记课本上的知识以外，什么都不会做，他的判断力或个人的主动性从来都没有实践过。就他而言，受教育只不过是死记硬背和绝对服从。

    前公共教育部长朱勒?西蒙先生曾经写道：“学习课程，要用心将一种语法或是一篇纲要熟记于心，并且能够完好地重复和模仿出来——这是教育最荒唐可笑的教育方式，它的任何一项工作都是一种信仰行为，即默认教师绝不会犯下错误，这种教育只能导致一种结果，那就是轻视自我，致使我们变得无能。”

    倘若这种教育仅仅是没有价值，那么人们还可以对孩子表示同情，他们虽没有在上小学时进行必要的学习，却被灌输了一些科劳泰尔后裔的族谱、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之间的冲突或是动物分类之类的知识。但是这种制度展现出了一种非常严峻的危险性，它会让那些服从于这一体制的人们强烈地厌恶自身的生活状态，产生想要逃走的强烈欲望。工人不想再做工人，农民不想再当农民，中产阶级中卑微的社会成员，除了从事国家公务员之类的工作以外，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从事任何其他的职业。法国的学校并不是让他们为了生活做好准备，而仅仅是让他们为从事社会公职做好准备。人们可以不用采取必不可少的自我引导，或是展现出个人主动性，就能够在这一事业上获得成功。在社会等级的最底层，这种制度创造了一支对自己的命运感到不满，随时准备站起来反抗的无产阶级大军。在最高层，它创造一支轻浮的中产阶级大军，他们既持怀疑态度，又容易轻信别人，对国家持有迷信般的信任，把它看作天意，却又不忘记时刻向它展现出敌对的姿态，总是把自身的错误嫁祸在政府身上，离开了权威的干涉，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取得任何成就。

    国家通过教科书的力量创造出了这么多有学历的人，但是能够加以利用的却只有一小部分，只得让其他的人无事可做。因此，它不得已只好供给先来的人，而随后来的全都成了它的敌人。从社会金字塔的顶层一直到底层，从最卑微的工作职员到专业的学者，再到警察局长，数不胜数的夸耀学历的人会围攻各个政府部门的工作岗位。然而，一个商人却很难找到一位能够替代他管理殖民地生意的人，成千上万的人却在报考最卑微的公职岗位。仅在塞纳一地，就有两万名男女教师找不到工作，这些教师看不上田地或工厂，他们会选择投奔公职工作来维持生计。公职人员的竞选人数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对这一情况感到不满的肯定大有人在。他们已经做好了随时发动革命的准备，无论他们的领袖是谁，无论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可以说，获得一些无法进行实际运用的知识，是驱使人们进行反叛的不可多得的妙计。

    很明显，迷途知返为时已晚。只有经验这位人类至高无上的教师，会尽力揭示出我们的错误。只有它才具有足够的力量证明，必须废除我们那些令人厌恶的教科书和可悲的考试，取而代之的是勤勉的教育，它能够劝导我们的年轻人重新回到田野或工厂，回到他们现在不惜一切代价逃避的殖民地事业。

    现今，所有受教育的人需要的专业教育，就是我们的祖辈所理解的教育。如今，这种教育在那些通过意志的力量、主动性和事业精神统治世界的国家当中，仍旧保持着充足的活力。伟大的思想家泰纳先生，在一系列巨著——接下来我还会援引其中一些重要的段落——中清楚地阐述了，我们以前的教育制度同现在的英国和美国的教育制度基本相同。他在对拉丁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制度进行不同寻常的比较时，指出了这两种方式的后果。

    或许人们在紧要的关头会认为，接受我们古典教育体系所有的缺点，尽管它除了创造出心怀不满和不适应自己生活条件的人之外，毫无功绩可言，可是向人们传授大量肤浅的知识，在不出现任何错误的情况下重复背诵教科书，毕竟能提升人们的智力。可是，它真的能提高这种水平吗？完全没有可能！拥有评判、经验、主动性和个性是在生活中取得成功的条件——这些品质并不是课本所能给予的。教科书和字典可以是有用的参考工具，但是，把它长时间放在人们的头脑里却完全没有用处。

    怎样让专业教育提高智力，使它达到超越古典教育范畴的水平呢？泰纳先生完美地展示过这一方法。他说：

    观念只能在自然且正常的环境中形成。提升观念，需要年轻人每天在工厂、矿区、法庭、书房、建筑工地和医院获得众多的感官印象；他需要让木头、材料和操作处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需要同消费者、工人和劳动者待在一起，无论他们的工作出色还是糟糕，也不管他们是赔钱还是获利。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对那些从眼睛、耳朵、双手甚至味觉当中获得的种种细节，得到一些无足轻重的感受。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这些细节，静静地推敲，在心中成形，并且迟早会对他产生一些暗示，提醒他们开始构想新的组合、简化、经济、提升或发明。法国的年轻人刚好在最能产生科学成果的年纪，被剥夺了所有这些弥足珍贵的接触、所有这些必不可少的学习因素。因为有七八年的时间，他一直被禁闭在学校里，断绝了一切亲身体验的机会，所以，他对于人和事，以及各种处理它们的方法，都没有一种强烈且精确的概念。

    ……十人当中至少有九个人荒废了他们的时间和努力，这是他们人生当中重要，甚至是具有决定性的几年。首先，在这些人当中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人，是为了学习测验而展露自己——我所提及的是那些被拒绝的人。然后是那些成功取得了学位、证书、文凭的人，他们占据了一半或三分之二——我在这里指的是那些过度工作的人。在既定的某一天，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对一张桌子，在连续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涉及许多学科，非要让他们知晓人类的一切知识——这种要求太过分了。在那一天的那两个小时里，他们已经做到精确或是无限接近精确，但是一个月过后，他们便不能再做到这一点。他们无法再通过考试。那些大量的、繁重的习得的知识不断从他的头脑中溜走，又没有新知识补充进去。他们的精神活力开始减退，他们继续成长的能力开始枯竭，一个得到充分发展的人出现了，但他是一个精力全部耗尽的人。他安定了下来，结了婚，屈从于呆板的生活模式，一旦他确定陷入了这种模式，他就会把自己紧闭在有局限性的职位中，他能够充分地履行他的工作职责，但最多也就是这样了。这就是平均收益，收入肯定不能抵消开支。1789年之前的法国就如同英国或者美国，采用的是完全相反的做法，由此得出的结果是相同的，甚至更好。

    随后，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又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的制度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的差异。后者并未拥有我们那样多的专业学校。他们的教育内容并不是建立在学习书本知识上，而是建立在实物教学上。例如，他们的工程师是在工厂，而不是在学校里被培养出来的。这个例子说明，每个人都能达到他的智商所允许他达到的程度。如果他的能力得不到进一步提升，那么他可以成为一名工人或是一名领班，如果他天资聪颖，那么他就能成为一名工程师。同将一个人的整个职业生涯依托他在19或20岁时参加的持续几个小时的考试的做法相比，这样的方式显得更加民主，能够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益处。

    在医院、矿区和工厂，在建筑师或者律师的办公室里，年纪轻轻就开始学习的学生们，按部就班地经历他们的学徒时期，看起来很像是办公室里的法律文秘或是工作室里的艺术家。在开始进行实际工作之前，他有接受一般性教育过程的机会，他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框架，把他稍后做出来的观察保存在那里面。

    而且，一般来说，他完全可以利用空闲时间获得多种多样的技能，以此逐渐同他平日获得的经验协调一致。在这种制度下，实践能力得到了提升，并且同学生的能力相适应，发展的方向也符合他未来的任务和特殊工作的需要，这些都是他今后要从事的工作。所以在英国或美国，一个年轻人能够很快摆正自己的位置，将自身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到了他25岁的时候——倘若各种材料和部件都齐备的话，时间还会提前——那么他就不仅仅是一名有用的劳动者，他甚至具备了自主开创事业的能力；他不仅仅是一部机器的一部分，而且还是一个发动机。在法国，与之正相反的教育系统正在大行其道，一代又一代的人向中国看齐，由此造成的人力浪费是巨大的。

    就我们拉丁教育制度和实际生活不断扩大的差距而言，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得出了以下结论：

    在教育的三个阶段，即孩童时代、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倘若从考试、学位、学历和证书的角度来看，坐在学校的长凳上苦心钻研理论和教科书的时间被延长得过多，而且负担过重。仅从这一点来看，采用的办法也十分糟糕，它是非自然的、与社会相抗衡的制度。实际的实习制度的过度延期，我们的学校寄宿制度，做作的训练和机械化的填鸭式教育，负担过重的功课，不考虑之后的时代，不考虑成年人的年龄或是人们的职业，不考虑那个年轻人很快就会将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现实世界，不考虑我们在其中活动、他必须去接受或者学着提前适应的社会，不考虑人们为了保护自己而参与的争斗，不考虑为了能够站稳脚跟他得提前得到装备、武器和训练且意志坚定。这种必不可少的装备，这种无比重要的学习，这种健全的常识、精神和意志力，我们的学校是无法将这些东西传授给那些年轻的法国学生的。与之恰恰相反，它非但没有让他们获得这种应付明确生存状态的素质，反而令他们丧失了这种素质。

    因此，自从他步入这个世界，迈进他的活动领域的日子开始算起，他往往只会碰到一系列令人感到痛苦的挫折，这样的结果给他带来的影响让他长时间不能痊愈，有时甚至会丧失生活能力。这种测验是严苛和危险的。这一过程严重影响了思想和道德的均衡状态，并且承担起了不能重新建立均衡的风险。太过突然而彻底的幻灭已经发生。这种欺骗太严重了，失望也太过强烈了。

    我们所讨论的内容是否偏离了群体心理学的主题？我很确定，我们没有跑题。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今天正在群众中萌生，明天就能迸发而出的想法和信念，那么了解为其提供土壤的因素是十分有必要的。教育会给予孩子们一种能力，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国家在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为当前的一代人提供的教育，有理由令人沮丧。在提升或是恶化群体的思想方面，教育或多或少起到了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说明，这种头脑是如何在这样的教育系统中形成的，那些对事态漠不关心，持中立态度的群体是如何成为激进的、心怀不满的、随时准备屈服于乌托邦分子和雄辩家的所有暗示的大军。现在，正是在课堂上，我们发现了社会主义者，也正是课堂，为拉丁人民走向衰落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