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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仨大眼瞪小眼地强行聊了会天，东西送到了，人也得走了。

    徐西临和老成在来时路上其实商量过，见了蔡敬，不要问他当年为什么做那件事。不过老成是个胸无城府坐不住屁的东西，到底没忍住，临走还是多嘴问了蔡敬一句：“老蔡，你当时到底因为什么？”

    蔡敬脸上笑容犹在，摇摇头，却说：“过去了，早忘了。”

    徐西临一抬手按住老成的后脑勺，按着他的脑袋把他强行掰了回来，冲蔡敬挥挥手，示意他过一阵子还来。

    时过境迁，再有一次，你还会不会拔/出那把刀？

    这种问题就跟“重来一次，你还会不会喜欢某个人”一样，都没意义。

    从蔡敬那离开以后，老成郑重其事地对徐西临说：“我想把烤串店开起来了，你帮帮我行吗？”

    开烤串店并不容易，主要阻力来自老成家里。

    当年老成虽然错过了第一志愿，但大小也上了个重本，毕业以后应他父母的要求，悬梁刺股好几个月，考上了一个公务员，这会刚入职小半年，据说已经摇身一变成了他家三姑六婆手里的“压轴货”，遇上等闲姑娘都不舍得给介绍，非得条件特别好的才能见一见这位“镇店之宝”。

    眼下，镇店之宝居然要辞了公家饭，去当买买提，等于从“压轴货”自贬成“处理货”，他们家四舅三娘二大爷等一干亲朋集体炸了锅，自此对老成和他未来的烤串店展开了孜孜不倦的迫害。

    烤串店的前期工作，老成专注对付家里的封建残余，而店面选址、租金砍价、拿执照、装门面等等一大堆琐事，都是徐西临用业余时间帮他跑的。

    工作以后，虽然偶尔加班，但徐西临的生活还是安逸了不少。

    比起他大学时代的兵荒马乱，工作几乎就跟养老一样，他一天到晚觉得自己没什么事干，业余爱好就是回家给外婆做饭，做得越来越像样，淮扬菜、鲁菜、官府菜都会一点，基本具备了撑起一桌台面的能耐。

    为了烤串店忙起来，刚开始他还挺有些不习惯。

    不过徐西临可能骨子里有点“无事忙”的因子，很快找到了状态。

    创业的琐碎事，他是一回生二回熟，手续跑得有条不紊，三个月以后，他们俩联手对付了内忧外患，硬把烤串店开起来了。

    开业第一天，宋连元就带着一大帮小弟过来捧场，把小店挤了个满满当当，一帮汉子一边吃串一边看国足，闹腾到了半夜三更。徐西临觉得那天气氛太好，得到了一点灵感，干脆拿球迷烤串店当了噱头，在小店窗户上行挂满了球队标志，一有重要比赛，就发起“一起看球”的活动，把姥爷烤串店包装成了一家球迷俱乐部。

    俱乐部果然是棵摇钱树，烤串店年底分红，老成家里的“九九八十一难”们在人民币光芒照耀下，熄火了一大半。

    小店走上正轨以后，徐西临就丢给老成，甩手不管了，成了个安静拿分红的股东，不过经此一役，他有点安不下心在平庸的工作岗位里慢慢沉沦了。

    他这份“稳当”的工作，一年到头零碎收入加在一起，也就勉强够他们家交物业水电费的。

    不过这一回，徐西临没急着辞职下海，他已经吃够了“准备不周”和“冲动决定”的苦头。他一边做着本职工作，把自己每天想辞职的欲望牢牢压制住，一边从业余时间慢慢帮人做商业企划开始有意识地积累经验与人脉。

    没有声张也没有显摆，全部是默默思考和铺垫，攒够了经验值再有条不紊地进行下一阶段。

    不料世事无常，还没等他稳妥完，“姥爷”烤串店就过了它短暂的辉煌期。

    自从“姥爷”烤串红了以后，方圆一公里内接连开了好几家名目不同的“俱乐部”，不可避免地分走了客流的同时，每个月上涨的租金也成了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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