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四章 装神弄鬼(第 2/4 页)

    武则天微微皱眉的道：“李相...你也太危言耸听了吧...只是增兵三万而已，怎么就没有了子孙后代...一时的困难，朕想我们的大周还是可以克服的。”

    如果是以前，武则天这么一说，李昭德一定会闭嘴，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李昭德再次往前一站道：“陛下...就在刚刚大周发生了水灾。

    毁舍3000...毁桥5次...溺死1000余人，这就是警示呀...如果陛下非要一意孤行，那么天就会降下更大的灾难。”

    “当真...！”此时的武则天也是微微的动容了。

    要知道这是李昭德的杀手锏，一定会有人不以为意，认为这样一说，武则天怎么可能会改变心意，事实上唐人对这种自然灾害，十分的害怕，总是认为这种自认灾害乃是天人感应。

    由于受到当时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如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技发达程度等，先民们对于灾害的发生往往不能作出客观的解释，往往会产生一些唯心主义的看法。

    他们对灾害的认识呈现渐进性的特点，他们先是认为灾害的发生是鬼神亡灵作怪，后来又注意到政务不当也可引起灾害。直至西汉，基于“天人感应“的阴阳灾异说成为占主流的灾害观念。

    特别是唐代，无论是帝王将相，抑或是平民百姓，依然延续“天人感应“的观念，并根据这一观念，进行社会的某些活动。在“天人感应“观念的指引下，各种灾害都被赋予政治使命，与人事之间形成一种对应。

    如地震，唐人认为它的致因是阴阳失调、政道失节、大臣阴谋为乱、后宫为乱等等。

    永徽元年晋中不断地震，唐高宗认为是由于自己“赏罚失中，政道乖方“才导致这种结果出现，因此诏令大臣直言不讳的指出自己的失政之处。

    水旱灾害作为常发灾害，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使命。灾异天谴说认为，水旱灾的形成在于君主对祭祀礼仪的缺失、刑政的恶滥、国家摇役的繁重、修筑宫室过度和臣僚不遵守君主礼节，而遭的报应。

    就连狄仁杰都说过：“政不行而邪气作。邪气作，则虫螟生而水旱起。“（《旧唐书》）这样各种灾害与现实政治间的种种不作为形成呼应，灾害的发生都是上天对人间的一种警示与责罚。

    唐人认为自然灾害的发生是因为政治的不力，官吏的腐败，法制的混乱，道德的沦丧以及伦理的丧失。

    所以武则天一听到灾害发生，就有些惊恐了。

    李昭德微微点头道：“是真的，而且这还仅仅只是开始，按照微臣所想，此次大水只会越来越大，而且还会波及洛阳，现在洛河中的水，已经大涨，所以请陛下一定三思，增兵西域绝不可行，现在要将府兵留在大周，这样才会万无一失。”

    “这...！”终于武则天犹豫了...而就在此时，只见李安一步一步的走进了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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