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章 君欲行何事？(第 3/4 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使钱有了比较明确的来源，一乃朝廷的拨款，名为正赐钱，一乃地方自筹，其用途也随着自筹这一范围的扩大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理由。

    自筹，一般根据当地情况设定。

    但地方官署一般通过非法经营，如房产、放印子，也就是高利贷钱，以及开设妓院酒楼，乃至倒卖商品获利润。

    既然筹备的门路是这样，那么筹备的钱怎样用自然有了说法。

    首先，最盈利的生意自然是钱生钱的重要渠道。

    于是，房产、印子、酒楼、妓院、倒卖甚至不顾资敌的盗卖当然成了一种恶劣的风气。

    而对于边将来说，无论何种途径获取的公使钱，用起来自然免不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朝廷最担忧的便是边将以公使钱养兵自重。

    因此边将被特别针对自然情理之中。

    但对“刺史”等地方文官来说，公使钱可就成了体现个人修养乃至为官是否妥当的考验。

    而这一只怕大宋所有地方官员都有插手的美味陷阱，又成了新旧党争的小战场。

    同样在仁宗时期，范仲淹好友滕宗谅便在庆州任上，因为公使钱使用不当被陕西四路都部署郑戬举报“前在庆州枉费公用钱十六万缗”，监察御史梁坚的参与，以及御史中丞王拱辰的参与，以及滕宗谅的政治智慧实在太感人，本人被连贬三次，范仲淹也因此受到牵连离京，庆历新政从此烟消云散。

    因此，对大宋朝廷来说，一个军州的一点公使钱，一知州，连带一个参知政事，是完全可以联系起来做文章的。

    且屡试不爽。

    到尹洙一案，尹洙被弹劾的幕后主使乃是夏竦，夏竦的政敌便是对西夏的主战派韩琦。

    两次因公使钱而起的弹劾，两次罢免主政朝堂的高官。

    因此，公使钱对西陲而言便是宁可艰苦过也不碰触的忌讳。

    仁宗朝名将狄青就说过，不愿主领公使钱。

    “恐未知次第！”李寇抽着嘴角笑了笑。

    那么，渭州通判此番牵扯到的公使钱是用还是挣？

    若是用……

    也不！

    李平博说过，此事恐怕会牵连到折可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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