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七百八十七章 复杂性(第 2/4 页)

    到了唐代，则有了口分田。口分田就是国家土地在男丁出身之后分配给男丁使用，死后收回归国家重新分配的田亩制度。

    到了宋代，有了官田。官田就是属于国家，交给老百姓栽种，收成后让百姓缴纳租子的田亩。

    马恩他们老家，压根就没有过这样的东西。因此他的学说，也就解释不了这些东西。

    因为官田的主体是国家，而且宋代官田佃户们是以佃代赋，也就是说他们和自由民一样，缴纳给国家同样份额的粮食，只不过不是以赋税的名义，而是以租子的名义。

    此外也没有额外更多的“剥削”，他们与自由民的区别，只在于自由民有私产，而他们租种官地。

    马说的封建社会还有个前提，那就是通过土地政策、户籍制度政策和赋役制度，严格控制人口流动，使人身依附关系极强，农民被强迫捆绑在土地上，不得迁移，只能遭受剥削。

    但是华夏其实从唐末开始，这种情况就已经发生了松动。

    宋朝实行的主客户户籍制度及赋役制度，这些制度相比前朝，对客户大为有利，人身依附关系已经大大减弱。

    这本身是由于生产力与商品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后，政府鉴于实际情况，不得不采取农商并重的政策，给予劳动力流动一定的自由。

    这样客户既可以选择成为商业手工业的雇工，也可以选择做农业佃客。

    因此这一时期的租佃制，客户也已有迁移的自由。这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天圣五年，宋仁宗就下诏规定：“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毕日，商量去往，各取稳便。

    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

    这些情况，与马说的定义都不一样，如果一味地以西套中，只要稍作研究就会发现，很多东西，其实似是而非。

    只能说，中国特色的“华夏封建”，其社会复杂性，可能远超马说所定义的“欧洲封建”。

    苏油自打穿越过来，在这方面就一直下着苦功夫，一直在认真研究自己穿过来的这个时代，而不是上来就大刀阔斧咣咣咣几板斧。

    因为那样失败的概率远大于成功的概率，而且就算是成功，也不过是让自己加入了这个循环——英雄成功屠龙以后，自己就变成了新的恶龙。

    只有结合实际，参考大宋的政治情况、经济情况、思想体系、文化程度，世俗民风，从这个基础出发，考察成熟后，再去制定相应政策。

    而不能天马行空地生搬硬套后世的所谓“先进经验”，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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