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星火(第 1/3 页)

    王贵兵从市一中的张记西凤渡鱼粉店离开后，就回到了龙景园罐头厂，他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找他老妈聊天。王家母子谈心的场面可真不多见。以前王贵兵在街上溜达那会儿就整天不着家，现在跟着张云起创业，那就更着不了家了。

    王贵兵跟他老妈扯的是罐头厂的事。

    这件事王妈也关心的紧，虽说现在儿子有出息能挣大钱了，她不用靠罐头厂的那点工资讨生活了，但毕竟在罐头厂工作生活了大半辈子，感情浅不了，尤其是看着以前那些一起工作生活的老职工们，为厂子卖了大半辈子的命，现在停工大半年，工资快一年没发，好些个没积蓄的已经断粮，偏偏一大把年纪，创事业又没那个心气和能力，为了讨口饭吃，女的偷偷跑到菜市场捡烂菜叶，男的就去水泥厂卖苦力，她心里是真不好受。

    然而这些苦难也不算什么，她们这些老一辈的人总相信国家相信政府，能够帮助罐头厂度过这次的难关，他们也不求大富大贵，只要厂子在，恢复生产，能买米能买油，粗茶淡饭饿不死，那也就行了，但是，她那个儿子王贵兵却一脸笃定的告诉她说：“罐头厂搞不下去了，全部职工都要下岗分流。”

    不仅对王妈，对于整个罐头厂近两百号职工来说，这句话都是晴天霹雳！

    然而王贵兵把这事儿告诉他老妈之后，就没管了，他随后联络了几个龙景园罐头厂欠债务的供货商，天天到龙景园罐头厂拉横幅堵门静坐讨债，王贵兵则是跟李季林继续磨承包经营罐头厂的事情。

    在这期间，王妈很好的承担了广播员的作用，上了年龄的人嘛，闲得慌，就爱扯家长里短，她跟身边一些关系近的老职工一说，没有过多久，整个罐头厂就都知道了这件事情——全部职工都要下岗分流！而且言之凿凿，最后却连消息从哪儿传出来的都搞不清楚，加之前天厂长李季林对部分员工承诺过有大老板收购罐头厂，会安置好职工的承诺没有实现，而供货商天天堵门拉横幅讨债，搞得罐头厂风声鹤唳。

    这些事儿凑在一起，真是往干柴堆里扔了一粒火星子，整个罐头厂都要炸了！

    下岗，是龙景园罐头厂大部分职工最后的底线，也可以说是九零年代几千万国企职工最后的底线。回顾九零年代的下岗潮，那应当是几代人的惨痛记忆，但如果究其原因，太多太多，国企效益不佳，重复建设导致产能过剩，市场需求就这么多，但是为了政绩，为了升官，许多地方的领导盲目批项目，扩大产能，致使供给严重大于需求。还有就是技术设备落后，历史包袱沉重，私企、外企、进口商品的冲击，冗员过多，相较于私企，国企要付出更多的人工成本，削弱了竞争力，但是在国企，只要职工遵纪守法，你就得终身雇佣，裁员是极其困难的，毕竟是得罪人的事情。

    以上原因，致使国企连年亏损，债台高筑。

    要知道，以前的国有企业是由财政拨款的，但是在1983年改为了银行贷款，由于经营不善，国企贷款不断攀升，还本付息能力又差，贷出去的钱银行难以收回，但银行的钱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七八成都是老百姓的存款，储户来提款，你得有钱给人家。今天这家企业还不回来，明天另一家企业还不回来，不良债权的数量越来越庞大，极易导致金融危机。如果真的发生了，老百姓的毕生积蓄又找谁讨要呢？

    国家只能通过行政手段搞侧供给改革，终止重复建设、清理过剩产能、兼并破产落后企业、下岗分流劳工。

    这场自九零年代初发起的浩浩荡荡的中国国企改革，在1998年到达了顶峰，而它的实质却是一次大范围长时间持续性的企业无责任解聘行动，毫无疑问，这件事儿违反了劳动契约，然而，里面的是非对错恩怨情仇现在已经没法厘清了，很多经济学家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往往会冠以“一个经济转型国家必然付出的社会代价”的说辞，但是，超过2000万国企工人下岗所带来的啼饥号寒，未免太沉重了点。

    1998年，刘欢唱了一首红遍全国的《从头再来》：“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勤勤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入风雨……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在当时，这首歌是唱给下岗工人的励志歌，只不过，被励志了的下岗工人们可能就要问：“只不过？你他妈拿大半辈子的时间换一个‘从头再来’给我看看！”

    1999年，黄宏演了个小品《打气儿》：“厂长特别器重我，说单位减员要并厂，当时我就表了态，我不下岗谁下岗！”

    然后，黄宏被舆论入了妈。

    贾樟柯拍的《二十四城记》里，有一个工人问厂长：“二十多年，我有没有迟到？二十多年，我哪年不是先进？凭什么我下岗？”

    然而并没有用，他还是光荣地下岗了。

    青年下乡，中年下岗。这是一个无法选择出身，也无法选择所处的时代。在历史的洪流面前，大多数人就像一粒沙子，被风浪裹挟着，漂来漂去，想要挣脱，却又无可奈何。

    -->>(第 1/3 页)（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