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一十九章 动荡之年(第 2/3 页)

    不过双方的斗争一直处在可控制的范围内。

    但在这一年。三一八惨案突破了各自的底线，让局势彻底失控。

    张座霖和张宗倡等人查封报馆、捕杀记者、教授的所作所为体现出与以往北洋政府主政者并不相同的思维逻辑。

    他们可不管你是不是社会名流，是不是记者教授，逮到就抓。抓住就杀。

    采用高压政策控制社会舆论，谁不听话就杀谁。

    这让一直生活在比较宽松舆论环境中的北平文化界陷入恐慌境地。

    无论是在教育界或不在教育界的，无论是教员或学生，大家都像有大祸临头似的，处在十分不安的状态。

    《现代评论》上如此描述。

    “最近七八个月。北平这个都会永呈一种恐怖状态。最初是空中的恐怖，接着是军队入城出城的恐怖，接着是无数军官或军事机关任意拿人任意****的恐怖。”

    林子轩在和新月社的成员交谈时，他们处在惶恐和观望之中。

    一些察觉到危险的人物已经离开北平避难了。

    《国闻周报》这样报道：“会叫会跳的分子，都匆匆忙忙离开了北平，这样一来，北平的教育界，愈成了黄昏景象。”

    然而，大多数人并不愿意就此离开。

    北平是人文荟萃的古都，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众多。学术积累深厚，是中国文化教育的中心，如非迫不得已，很少有学者选择离开。

    在他们眼中，上海是商业城市，中国其他城市都是文化荒漠，不适合研究学问。

    只是，这些人在北平的处境并不好。

    由于北洋政府政权更迭，教育经费不能到位，学校没有经费。教职工的工资拖欠严重。

    以北大为例，北大传出因日常维护经费短缺无法按期开学的消息，甚至因无力支付自来水费险些被切断水源。

    北大教授顾颉钢在日记上有过记载。

    “1926年1月，北大不能按时发薪。兼职的孔德学校‘亦仅半薪’，无奈请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仕向学校借了八十八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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