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五章 泰戈尔与新文学(第 2/3 页)

    想知道这位大诗人如何看待中西方的文化，如何看待这个世界。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学者都对泰戈尔感兴趣。有些人甚至极为排斥。

    因为泰戈尔注重东方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尤为推崇，他虽然在西方受到欢迎，却时常批评西方的文化。

    不可否认，他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但他的诗歌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来源于印度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观念。

    也就是梵我合一。

    印度是一个宗教国家，信奉神灵，这影响到泰戈尔的诗歌创作。

    泰戈尔以神或“梵”为一方，称之为“无限”，以自然或现象世界以及个人的灵魂为一方，称之为“有限”。

    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关系，是他哲学探索的中心问题，也是他诗歌中经常触及的问题。

    泰戈尔跟印度传统哲学不同的地方是：他把重点放在“人”上面，主张人固然需要神。神也需要人，甚至认为只有在人中才能见到神。

    他对于传统文化的推崇，以及这种“神学”的观点得到梁启朝和胡拾的认同。

    胡拾正在提倡“整理国故”，正是要把新文学拉向传统文化的方向。

    但陈独绣和郭沫偌等人则对“整理国故”大加批判，也对泰戈尔没什么好感，就连鲁讯都在冷眼旁观，不时讽刺两句。

    新文学内部的矛盾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分裂就在眼前。

    胡拾和徐至摩等人之所以对泰戈尔的来访重视，除了这是一次中国和印度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盛事外，还想着用泰戈尔为自己的文学主张造声势。

    连受到西方社会追捧的大诗人泰戈尔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我们自己国家的学者难道不该反思么？

    林子轩无意插手新文学两大派别之间的争斗。

    从后世来看，客观的说，两者只是选择道路上的不同，对新文学都做出了贡献。

    徐至摩显然不会让林子轩独善其身。泰戈尔如果来到中国，第一站肯定是上海，到时候接待的工作就是林子轩负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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