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5章 大朝见的争执(第 4/4 页)

    王安石道：“若如此我当然有责任，但这就是执政的风险。既然做事了，总存在做错的可能。我大宋崇尚自由，庞太师时期崇尚司法宽松，要求宁可错放一千也不能错判一个。这思路我不评价。但由此放纵了奸犯科者带坏民风和民生，这就是宽政付出的代价。”

    “反呢，如商鞅执法从严从重，能竖立民风民生，但会有错杀和冤案，这是严政的代价。在我眼里，这里没有谁高谁低的说法，都需要付出代价，代价也恰好都是民众被伤害。所以除非不做事，只要做事都有代价都有风险。”

    “然而在其位谋其政，不同的国情环境和时机，需要有不同的执政路数。综合来讲，解除司马光军事指挥权一事，我王安石是‘在其位而谋其政’，我当然有放错的可能但当时的环境和形势，让我有理由要解除他指挥权。至于我是否错了，那要看舒州的暴乱持续到什么时候，还要看没能及时平乱是否真是因我解除司马光指挥权，才能最终定论。”

    公布结果前让他们相互抬杠一下，乃是赵祯已经掌控内幕消息后的心思，乐呵一下。却是不想，由此引发出了王安石这引人思考的论述来，于是赵祯都半张着嘴巴。

    以往的王安石虽有才，但是还年轻，赵祯都没来得及关注他的“思想理论”，现在显然，这是王安石第一次在高级别场合拉仇恨，却也算是以一代思想家身份初露锋芒了。

    就此一来，这里的都是学问人，都开始思考王安石的话。

    文彦博作为庆历老臣相对熟悉这个路数，所以思维最快，于是皱眉了。在文彦博看来，王安石的发言某些地方神似范仲淹，而这些东西也正是当时庆历党内部的分歧所在。

    真正的区别在于，严政和宽政风格都是有风险有代价的，且代价惊人的统一即：弱者受到伤害。

    不同的在于“责任人”。

    若是官员主动谋政，存在把良民错判的可能，那么这里的凶手是官员。老百姓和上级可以找得到责任人。

    若是官员依据法条不谋政，存在把凶手错放的可能，放出去后凶手会再次残害良民。那么这个事件里官员没错，错的是凶手和恐怖份子。

    两种都有风险都有代价，前者需要官员负责任担负风险、主动出击。而后者官员没责任。于是在王安石看来，这就是大宋现状的形成始因。

    这个道理文彦博当然懂，但文彦博的信仰是“官”，不喜欢官员背锅。

    范仲淹的理念是“先天下之忧而忧”，那自然包括但不限于“既然都有代价官府不背锅谁背锅、官员有权利就有责任”的意思。

    于是这就是文彦博不同意“严政”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