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3章 不劳而获的体制（一）(第 3/3 页)

    “最近听父亲一直说管理，对于韩非谈论用严刑峻法整顿社会道德的那顿很是赞叹。”

    赵嘉仁苦笑一下。在21世纪的美国上学工作，闻着据说能闻出香甜的民主空气，赵嘉仁成了严打的坚定支持者。他甚至非常不人道的认为，从生物学以及社会学角度，要是每十年能够诛杀社会上万分之一的熊孩子和熊大人，这个社会的风气和局面就会大大提高。至于为什么会这样，韩非子在《五蠹》里面早就讲的清清楚楚。

    韩非写道：现在假定有这么一个不成材的儿子，父母对他发怒，他并不悔改；乡邻们加以责备，他无动于衷；师长教训他，他也不改变。拿了父母的慈爱、乡邻的帮助、师长的智慧这三方面的优势同时加在他的身上，而他却始终不受感动，丝毫不肯改邪归正。直到地方上的官吏拿着武器，依法执行公务，而搜捕坏人的时候，他这才害怕起来，改掉旧习，变易恶行。所以父母的慈爱不足以教育好子女，必须依靠官府执行严厉的刑法；这是由于人们总是受到慈爱就娇纵，见到威势就屈服的缘故。

    就赵嘉仁所见的制度，只要特么一吆喝平等，就毫不例外的拥护罪犯权力，视普通劳动者对法治、安全等基本需求为无物。最令赵嘉仁恶心的，就是那些人反对进步，反对追求上进的道德。

    当然，在网络上也有些出身赵家的子弟认为，这是试图依附上层的那帮走狗，试图愚弄敏智，为他们的主子效力。因为赵家人受到伤害的时候，他们可以让加害方受到超出法律量刑的严惩。而赵家人以及赵家人的子弟们犯罪的时候，保护罪犯的法律体系就可以让那些犯罪的赵家人们轻松脱罪。

    本来忍不住想给儿子讲这个问题，赵家人还是忍住了。他继续之前的思路，“不是这一段，是倒数第三段。民之政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

    韩非这段话的意思就非常具有管理概念。他讲道：人们的习惯想法，都是追求安逸和私利，而避开危险和穷苦。如果让他们去打仗，前进会被敌人杀死，后退要受军法处置，就处于危险之中了。放弃个人的家业，承受作战的劳苦，家里有困难而君主不予过问，就置于穷困之中了，穷困和危险交加，民众怎能不逃避呢？所以他们投靠私门贵族，求得免除兵役，兵役免除了就可以远离战争，远离战争也就可以得到安全了。用钱财贿赂当权者就可以达到个人欲望，欲望一旦达到也就得到了实际利益。平安有利的事情明摆在那里，民众怎能不去追求呢？这样一来，为公出力的人就少了，而依附私门的人就多了。

    赵嘉仁最初搞《兵役法》，只是一种简单的模仿而已。既然这套兵役制度在TG那艰苦的环境下能起到巨大作用，照抄就好。等仔细读了《五蠹》之后，两千多年前的韩非子一句‘放弃个人的家业，承受作战的劳苦，家里有困难而君主不予过问，就置于穷困之中了，穷困和危险交加，民众怎能不逃避呢？’

    这一句话，已经把TG兵役法的内在合理性讲述的无比透彻。

    赵谦皱着眉头想了一阵，试探着问道：“爹，你的意思是说忽必烈遇到的问题也是太多人不劳而获么？”

    “哼哼！正是如此。”赵嘉仁对儿子的敏锐非常满意。“那么多牧民跑去忽必烈的直属领地，他们作为一等人的蒙古人，蒙古大汗有义务让他们避免饥饿。但是这些人又没办法有效劳动。当年忽必烈定都大都，靠的是压榨汉人，并且南下抢掠来解决这个矛盾。当下忽必烈跑到巴格达，在各个方向上都打不开。如果这些人是分十几年二十几年到的巴格达，那还好办。这些人突然到了巴格达，冲击太大。”

    赵谦恍然大悟，他笑道：“所以我大宋大量移民到中原，只会让大宋越来越强。大量蒙古人到了巴格达，只会让蒙古越来越弱。”

    “所以这不是什么智之士去扭转局面。现在的局面是蒙古的制度保证不劳而获，就是忽必烈只怕都改不了这个制度。”赵嘉仁语气中满是感叹。太多太多国家，就是这么灭亡的。明知是死路，照样一路狂奔而去。